目录
一、 有关移民传说流传范围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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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槐树移民传说主要流传范围和相关信息........................
(二)枣林庄移民流传范围和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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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北枣强移民传说流传范围和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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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山东老鹄巷移民流传范围和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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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移民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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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移民传说相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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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洪洞县大槐树移民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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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关移民传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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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传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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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济宁兖州区安邱府村是枣林庄移民发源地分析................
(三) 河北省枣强县移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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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山东老鹄巷移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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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移民传说相关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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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槐树移民传说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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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枣林庄移民传说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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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北枣强移民传说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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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东老鸪巷移民传说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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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邳州市岔河镇良璧具备大槐树移民发源地传说所有要素............
(一)邳州及良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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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邳州良璧具有大移民发源地所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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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良璧是大移民发源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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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次下邳大槐树移民,是黄河“夺泗入淮”造成的难民北上
(二)第二次下邳大槐树移民是金国军队和“红袄军”战争造成难民南下
六、 下邳大槐树移民有五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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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造成各地移民传说混乱的原因分析
(一)移民时间集中在明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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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来源地乱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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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民族谱可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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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苏北鲁南是大移民发源地得到分子人类学成果验证...................
序言
在江苏北部、山东中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部和中部以及河北南部,多年来流传明初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传说,该传说困扰着移民学专家和广大寻根者。移民学专家找不到任何洪洞县移民历史记载,几乎所有寻根者到洪洞县寻找传说祖居地,却次次都是失望而归。许多研究移民历史专家对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移民真实性持否定态度,但又找不到真正移民源头。
在江淮大地流传的多是山东枣林庄移民和山东老鸪巷移民传说;山东中、北部则流传河北枣强移民传说;一些地方则流传山东大槐树移民、河北大槐树移民传说。
以上大移民传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移民发生背景:一是黄河水灾,二是发生战争。而几种移民传说都有交叉地名,极有可能是移民后裔记错了大移民发源地。
笔者通过对邳州市岔河镇良璧解氏始祖碣文研究发现,良璧解氏家族自北宋中期至今历史脉络清晰。而大槐树移民、山东枣林庄移民、河北枣强移民以及山东老鸪巷移民传说也因此露出庐山真面目——真实大移民发源地在邳州市岔河镇良璧。
本文主要以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山东枣林庄移民、山东老鹄巷移民和河北枣强移民传说为突破口进行下邳大槐树移民探讨。
1、大槐树移民传说流传范围。
互联网时代以前,大槐树移民传说流传范围在江苏北部、山东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河南中东部、河北南部等地区,其流传主体是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平原。如今流传范围更为广泛。
2、大槐树移民传说相关信息。
(1)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传说内容。
传说明朝初年,因元末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全国大多数地方土地荒芜,有些地方出现“千里无人烟”状况,而山西因崇山峻岭阻隔并没有经历战争,也没有发生自然灾害,导致山西人口众多,于是洪武皇帝迁徙山西百姓去往各地耕种农田。传说如有不愿意迁徙百姓须到洪洞县“燕屋”乡汉代古寺附近大槐树下去登记信息。大槐树年代有说是唐代,也有传说是汉代,共同点是有三棵槐树,其树荫遮地数亩;结果这是一个骗局,凡是来登记的百姓被捆绑双手强行迁走;传说有些人敲破锅碗,与家人各执碎片,以待日后相认;有些人在小脚趾甲上砍了一刀,以示都是大槐树走出来的人,传说所有洪洞县移民后裔小脚趾都是“瓣状甲”;由于古槐树高大,移民迁徙数里后再回头仍能看到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有的移民族谱记载移民发生地在洪洞县枣林庄大槐树;也有移民族谱记载迁出地是洪洞县老鸪巷大槐树。
(2)明初洪洞县大槐树移民至少成为三百多年来汉民族集体的祖先记忆。“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也有传说“问我祖先哪里来,山西洪洞燕子窝。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鸹窝。”有文献写作老鹳窝,但该传说并没有出现在各姓氏族谱里。
(3)许多移民后裔族谱记载移民原因是黄河改道造成水灾以及“红蝇赶散”、“红虫吃人”。传说有一种红色苍蝇咬人,导致人们患传染病死亡,于是人们纷纷逃难;有的族谱把元末红巾军农民起义记为“红虫吃人”,有的族谱记载移民事件为“洪武赶散”。
(4)景大启与洪洞县大槐树移民。
景大启是清末洪洞县贾村人,光绪年间任山东曹州府(今山东济宁)观城厅典史。在观城厅任满后被其同乡长山县知县刘子林聘为幕僚,后任茌平厅典史,宣统末年辞官回乡,民国初年任洪洞县商务总理。景大启将其在山东曹州府听闻的大槐树移民故事编撰成《古大槐树志》刊印发布,并于民国二年与刘子林一起筹集资金,在贾村附近建起茶室、牌坊等。民国五年其参与《洪洞县志》纂修,并大篇幅记载明初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也就是说在景大启参与编修《洪洞县志》前,洪洞县地方志没有记载该县发生过移民事件。
3、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传说质疑。
(1)“解手”一词出现在明初洪洞县移民质疑。
有人说“解手”一词源于明初洪洞县移民。其实“解手”一词早在宋元时代通俗小说里就已出现。比如,宋代《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中有:“叙了些寒温,魏生起身去解手。”既然宋元时期有“解手”一词,证明大槐树移民传说不会发生在明初洪洞县。
(2)洪洞县移民后裔有瓣状甲质疑。
传说洪洞县移民后裔小脚趾“瓣状甲”是因移民时被官兵砍小脚趾而造成的遗传特征。按此逻辑,假如某人身体某一部位有外伤,那么其子孙后代出生时在同一部位也应有类似伤痕。该说法实属无稽之谈。其实瓣状甲不过是一种常染色体单基因显性遗传性状,无性别差异,我国各地人群都有。
2005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边建超团队对洪洞县26个核心家庭和一个完整的三代家系进行考察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瓣状甲”特征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遗传。遗传学认为,瓣状甲的形成主要是受一对等位基因控制,在家系中传递遵循孟德尔分离规律,具有以下特点:遗传基因在常染色体上遗传与性别无关,男女发生机会均等,该性状在每代均有表达,呈连续传递。
研究发现华夏子孙独有的三大遗传特征就是铲形门牙、内眦褶和瓣状甲。因此,不能因为有瓣状甲就认定一定是洪洞县移民后裔独有特征。
(3)移民老家在大槐树老鸹窝质疑。
传说移民老家在老鸹窝,只能是移民发源地有类似“老鸹窝”发音地名,移民迁出地绝不会是树上鸟窝。众所周知,鸟图腾是东夷文化特征,与山西陕西一带黄帝部落“龙图腾”有本质区别,而洪洞县并没有文献记载有与鸟图腾有关地名。
(4)红虫吃人、红蝇赶散不可能与朱元璋移民政策有关。
朱元璋参加并领导了元末红巾军起义,最后取得胜利并建立政权,在历史上是自汉唐以来少有的得天时顺民心幸事。汉民族赶跑金、元少数民族贵族统治,对于汉族群众来说实现了两百多年的夙愿。明政权建立后组织的历次移民,有主动要求迁徙的记载,恰恰说明明初移民不是传说的“红虫吃人”或“红蝇赶散”事件。
(5)在景大启任职观城厅典史之前,洪洞县没有地方志或本地人族谱记载洪洞县大槐树移民。而景大启听到的移民故事,又恰恰发生在他所在的贾村,具有明显造假痕迹。传说贾村大槐树树龄约400年,其实并不存在,假使存在也与明初大移民没有关联,“唐槐二代”的说法更是牵强附会。
1908年,湖北随州人李兆麟任职洪洞县后多次查找大槐树移民遗址,均没有收获。其《古大槐树歌并序》中写道:“清光绪戊申,予捧檄署洪洞事。戚谊枣阳王小波君函述始祖隶大槐树籍,明时始迁枣阳,并以溯本枝、访遗迹相嘱。予因公出望霍门北二里许,至大槐树村寻访王氏本枝,渺不可得,遗迹亦不概见。询之父老,只略记大槐树迁民之事,亦言之不详。旧县志古迹亦复阙漏,《文献通考》载有明洪武、永乐间迁居北平、滁、和、保定等语,又未及楚之枣阳,或迁居后又有转徙,亦未可知,然年远无稽矣。洪洞景君尔宇,自山东宦游归,怀旧思故,醵金修置,若碑亭、若庙塔、若牌坊,保存古迹,耳目一新。续修洪洞志,复补载迁民遗事以慰远念,因歌以记之。”该自序说明洪洞县移民纪念景点不过是景大启等人“自山东宦游归”之后打造的,之前没有任何移民遗迹,民国前也没有任何洪洞县地方志记载洪洞县移民。该自序中“大槐树村”只是所谓“大槐树移民后裔”来此“寻根”后出现的村名,其出现年代在清康熙年以后。
4、各地有代表性洪洞县移民传说举例。
(1)山东省菏泽市奋堆王《王氏谱序》记载:“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移民祖居地名信息有老鹳窝。
(2)曹县大马王《王氏合谱》记载:“始祖原系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老鹳窝之民。”移民祖居地信息也是老鹳窝。
(3)河南省民权县《段氏历代世系姓考》载:“洪武三年,奉命由山西洪洞老鹳窝卢家村迁移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地。”移民祖居地依然是老鹳窝。
(4)河南省内黄县邢固村《王氏祖碑》称:“山西洪洞枣林村,乃余家祖居也。”王氏移民祖居地是枣林村,与其他人族谱记载“枣林庄”相近。
(5)署乾隆五十八年河南省太康县潭岗西村《赵氏墓碑》:“始祖讳太,始居山右,原籍洪洞县老鹳巷。”老鹳巷与老鹄巷应为同一地名,后被移民后裔改为“老鹳窝”。
(6)洛阳市棘针庄有一顺治九年王姓墓碑,其碑文记载:“洛东西凹王氏乃三槐之裔派也,本出自山西洪洞大王庄之支。”移民祖居地出现大王庄,这个村庄名各地都有,重要信息是“三槐”。而三槐堂王氏记载其祖居地有三棵汉唐古槐树,那么移民发源地应有三棵古槐树。而明代洪洞县地方志记载其村镇名字是“都”、“图”,并不使用“村”或“庄”。
枣林庄移民主要流传在安徽省淮河两岸和河南省东南部,包括安徽省凤阳、芜湖、利辛、寿县、霍丘、颍州、六安等市县,河南省鹿邑、淮滨、浚县等县也有类似传说。
1、濉溪县志记载在明洪武年间和清初由山东枣林庄迁民到本县,并标明占本县人口80%以上的“周、吴、郑、王、李、丁、梁”七姓均称是山东枣林庄移民。
2、1988年利辛县地方志办公室曾组织过一次大型姓氏源流调查,调查中众口一词说法引人注目:大家都说祖先于明初迁自山东,多数人说来自山东枣林庄。
3、1989年编篡的《寿县志》记录了当地23个氏族,其中21个氏族说是明洪武年间迁入的,几乎所有记录都是来自山东枣林庄。
4、阜阳市太和县田姓支系现存咸丰七年族谱记载:“先祖原居山东枣林庄。……先祖怀、贵临别故乡时,叔伯兄弟约定,凡我同宗,皆以三官庙为记。”
5、太和县龙口王氏有《王氏宗谱》一套六卷,记载王氏一族于明洪武初由山东枣林庄迁徙至太和。
6、阜阳市谢氏族谱记载:明洪武二年,庠生谢上略偕侄谢魁顶自山东枣林庄迁居太邑西北之李兴集谢老家武庙。
7、固镇县邹氏修于民国期间族谱记载:邹氏始迁祖明初由山东枣林庄迁徙到固镇和灵璧一带,并在族谱上记载有枣林庄“在临沂”等文字。
8、鹿邑县《刘氏宗谱》载:“始祖原籍山西省洪洞县枣林庄,明洪武二十年迁至河南归德府鹿邑县西南二十五里褚崮堆村。”
9、鹿邑县李张氏族谱记载:“祖居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枣林庄金小庄,始祖李公,始祖母张氏,所生四子:长子明天,次子明喧,三子、四子不记其名。”
10、1996年8月,淮滨县郑氏家族根据雍正六年至光绪六年四次续修老谱而新修的《淮滨郑氏族谱》记载:“老谱郑二公原籍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枣林庄,传至公元1342年,即元顺帝至正二年,兄弟二人贸易河南经商……”郑氏族谱记载显示其移民早于元顺帝至正二年,不同于其他姓氏族谱记载的明初大移民。
11、浚县邢固村《王氏祖碑》称“山西洪洞县枣林村,乃余家祖居也。”
12、周口市淮阳区张氏宗谱记载:“张氏原籍山西洪洞县枣林庄,始祖明初迁民于陈,相土选地择居于陈东南泥河店西张竹园村。”
以上1—7列举的是流传在安徽境内山东枣林庄移民传说,8—12列举的是流传在河南境内洪洞县枣林庄移民传说。同是枣林庄移民传说,却来自相距千里两个省,其中必有蹊跷。
1、河北枣强移民传说流传范围。
在山东省济南、淄博、潍坊等地,有很多人自称其始迁祖是河北省枣强县移民,迁徙时间集中于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在章丘、寿光、博兴、惠民等县市该传说尤为突出。传说有35万人从“河北枣强”移民到山东中、北部。
2、河北枣强移民传说实例。
(1)据有关资料显示,章丘市枣强移民传说的村落占该市村落总数的36.5%,寿光市枣强移民村落占该市村落总数的16%,博兴县枣强移民村落占比61.5%,惠民县占比84%,其他地区也有大量分布。
(2)在清末民初编篡的乡土志中也有一些来自河北枣强移民记载,如《长山县乡土志·氏族》收录的九个大姓中,有王氏、李氏等七个姓来自枣强,其中五个姓氏迁于洪武二年,一个姓氏迁于洪武四年,一姓迁于永乐四年。另一个大户刘姓,于洪武二年迁于枣强附近的宁津。只有徐氏来自江苏昆山,但时间也是洪武二年。
(3)《章丘县乡土志》记载在清末该县七个大姓中,有五个宣称来自枣强。五个大姓中,焦氏、胡氏、高氏称迁徙于明初,谢姓声称迁于洪武二年,只有张氏称迁徙于金章宗承安四年。
(4)《广饶姓氏考》一书记载的移民情况是:广饶县553个村庄社区,203个姓氏,其中从枣强县移民的涉及271个村,90个姓氏。又其中有17个村庄某姓氏由山西或河南经枣强县中转后分发到广饶县;其余254个村则记载从枣强迁出。
1、在淮河两岸很多地区流传着山东老鹄巷移民传说。
山东老鹄巷(老鸪巷、老鸹巷、老鹳巷)移民传说流传地区主要在安徽中部和南部,而安徽北部多流传洪洞县老鸹巷大槐树移民传说。
《颍上古今·民族书·各大族概况一览表》载:“调查整理了62姓,其中27姓来自山东,其次是福建、江苏、湖北和皖南徽州,土著者不多。”
《寿县志·姓氏》列举了16个大姓家族资料统计,其中于明初迁徙来的有11姓,这11姓中从山东迁来的6姓,来自河南的2姓,来自徽州、杭州、江西瓦肖坝的各1姓。
《颍上古今》和《寿县志》所载中,竟然没有一个姓氏记载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老鸹窝或枣林庄迁来。
2、老鹄巷移民传说实例。
(1)寿县柴氏记载明洪武年间自山东济宁老鸪巷徙来;
(2)寿县瓦埠镇徐氏记载祖籍山东济宁老鸪巷;
(3)寿县迎河镇李氏记载祖籍山东济宁老鸪巷,明初徙寿县;
(4)寿州孙氏,郡号乐安,记载洪武初徙自山东济宁州老鹳塘;
(5)寿县开荒张家认为本族从山东老鸹巷迁徙到青莲张罗城定居;
(6)淮南《蔡氏宗谱》记载其始迁祖于明初,由山东老鸹巷调卫而来;
(7)淮南市大通区上窑镇鲍姓自述其祖上夫妇二人于明初挑着两个孩子的笆斗,从山东老鸹巷迁来;
(8)颍上县吴氏记载其始迁祖在明洪武六年或九年从山东老鸹巷调蕃颍上县;
(9)涡阳县新兴集张氏记载其祖上来自洪洞县老鸹巷大槐树,于洪武年间迁址龙庙北张老家;
(10)凤台县顾桥镇张氏记载其始迁祖来自山西老鸹巷大槐树,兄弟五人携五家搬迁于此,老村有老井,有护村沟。
淮河南北流传两个截然不同老鸹巷移民传说,一说来自山东老鸹巷,一说来自山西洪洞县老鸹巷,这两种移民传说必有真假。
除上述四种影响广泛的移民传说外,还有河北大槐树移民、山东大槐树移民、河北老鸪巷移民、河北枣林庄移民、徐州大槐树移民等等传说。
山西省襄桓县解氏流传的是山东大槐树移民传说;山东滕州解氏流传的则是徐州燕屋乡大槐树移民传说。因解氏发源地在山西省临汾市解州镇,而襄桓县解氏却并不知道洪洞县大槐树移民。
邳州市岔河镇良璧解氏,1994年之前也传说始迁祖于明洪武初年从洪洞县大槐树老鸹窝移民而来。1994年清明为响应岔河乡政府号召,良璧解氏迁移祖坟用于扩建小学,在搬迁祖坟石碣过程中发现上面密密麻麻刻满文字,于是邀请专业人士拓出碣文,从而揭开一段尘封近千年家史。解氏祖坟石碣立于明洪武四年,碣文记载解氏始迁祖名讳、来自洪同古邑、任淮阳军巡检、立碑人名讳、后裔百家、外迁将军名讳、良璧地理位置,以及刻碣人名讳等信息。根据出土文物,确定解氏始迁祖生卒年代,推断其始迁祖于北宋仁宗天圣年间迁来邳州。良璧解氏虽然是洪洞县解氏后裔,但在洪武移民政策实施时已经在邳州定居三百五十余年,解氏应属明代邳州原住民,不属明初洪洞县移民。
1、大槐树移民传说同时有枣林庄、老鹄巷、老鸹窝等信息;
2、老鹄巷移民传说同时有枣林庄、大槐树等信息;
3、枣林庄移民传说同时有老鹄巷、大槐树等信息。
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传说、山东老鸹巷移民传说、山东枣林庄移民传说都有古槐树、枣林庄、老鹄巷,与山东大槐树移民、河北大槐树移民、河北枣林庄移民等传说有同样信息,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大移民发源地应在同一地方。
笔者2019年5月走访安徽宿州解氏,他们的说法具有代表性:“明朝洪武初年始迁祖奉旨到洪洞县大槐树领取移民路费,再迁徙到现居住地。领移民路费地方叫‘燕屋’,燕子怎么可能有屋?那个地名‘应该’叫‘燕窝’。移民离开数里,回头看看迁徙的故乡,只能看到大槐树上的老鸪窝。”此类移民传说错把“燕屋”臆断为“燕窝”,再把老鹄巷演化为老鸪窝、老鹳窝,并臆断出“喜鹊窝”,这应是移民来自老鹳窝、喜鹊窝的演变过程。
1、从洪洞县地理位置及其在山西省地位分析。
洪洞县属临汾市,地处山西省西南部,山西境内有太行山脉、吕梁山脉与中条山脉,其境内多崇山峻岭,交通艰难。太行山脉属断层山,势如刀削,猴子难于攀爬,山西各地移民很难牵着耕牛、拉着牛车随意进出洪洞县。
洪洞县地理位置不在山西移民必经之地,很难与大移民有关联。洪洞县是明初平阳府下辖28县之一,既不是府衙又不是州治,并非政治、经济、交通中心,明朝廷的移民路费及物资不会存放在交通相对闭塞的洪洞县。山西省移民到洪洞县领取移民路费不合常规,即使在交通高度发达的现在,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2、从地方志记载分析。
(1)洪洞县古地名信息,排除大移民可能性。
万历《洪洞县志·卷之一》载:“相传旧无城,至明正统十有四年,始奉文创筑土城。……侍郎高文薦记洪洞故无城。”明正统十四年为1449年,距明朝建立已过去81年,洪洞县才开始建造土城。那么,明初朝廷移民机构如何办公、移民物资存放地点、怎样组织实施百万民众,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解决的。
万历《洪洞县志·卷之一》又载:“宋元以来,都图因时更易,国初洪洞都里旧四坊,统八图(在城内);遵教厢(在城外北关)。四乡统十都,十都统九十八图(俱在乡)。”然后记载各坊、乡、都所统各图名称。在所发现的墓志、碑刻、家谱中,自称祖先来自洪洞县某某村庄的,都没有找到对应都、图名称。
(2)洪洞县地方志能够排除其大移民历史。
明清洪洞县志及本地族谱并没有记载对外移民及大规模难民外逃。洪洞县大槐树移民成为“真正故事”开启于民国二年,为景大启所编撰刊印,而大槐树移民“历史”出现在民国六年的《洪洞县志》。
(3)明初洪洞县人口信息。
万历《洪洞县志·卷之二》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洪洞县有11990户,92872人,户均约7.75人;《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户籍资料是596240户、4030454口,户均约6.76人,与同时期没有战乱省份平均人口基本一致。对比1391年洪洞县人口资料,洪洞县户均人口数比1381年全省户均数多1人。
传说洪洞县移民政策是“四口之家留其一、六口之家留其二、八口之家留其三”,洪洞县在大移民前后户均人口对比显示,在1388年大移民政策实施三年后,该县户均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1人,佐证洪武年间洪洞县没有发生大规模对外移民。
万历《洪洞县志·卷之二》又载:永乐十年(1412年)洪洞县有11592户,87775口,户均7.57人,户数比1381年减少398户,人口减少5097人,户均人口与1391年7.75人相当。据此可得出永乐年间洪洞县有移民迁出结论,其迁出户数不低于398户,人口不低于5097人。其迁出人口数不会有太大差额,与大槐树移民传说的迁出150多万人有巨大差距。
(4)广济寺和大槐树记载分析。
按照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传说,古寺在大槐树附近。万历《洪洞县志·卷之八》载:“广济寺,在城北永安里,唐贞观二年建,节年被汾水侵塌,今改徙贾村北,官路西,寺名仍旧。”该记载证明广济寺原址在城北永安里,并不在贾村,且只字未提大槐树。
顺治《洪洞县续志》与康熙《洪洞县续志》也没有记载大槐树、老鸹窝、枣林庄及移民信息。雍正《洪洞县志》记载广济寺条与万历志基本相同,唯后加一句小字:“即今北桥寺旧址。”说明广济寺最迟已在晚明以前迁到贾村。
假如明初广济寺附近有大槐树,那么大移民发源地应在永安里,而永安里并没有古槐树;假如古槐树在贾村,那么明初广济寺应在贾村,而广济寺却是明中期之后从永安里迁徙而来的。
最重要一点是传说移民发源地古寺是汉代古寺,而国家文献记载汉代寺院一是洛阳白马寺,二是下邳城南浮屠祠,其他地方没有汉代寺院。
(5)洪洞县所属平阳府户籍资料,可以排除洪洞县大移民。
至元三年(1337年)户籍统计资料显示,洪洞县属晋宁路录事司。《元史·卷五十八》载:“晋宁路,唐晋州。金为平阳府。元初为平阳路,大德九年,以地震改晋宁路。户一十二万六百二十,口二十七万一百二十一。领司一、县六,府一、州九。府领六县,州领四十县。录事司有县六:临汾、襄陵、洪洞、浮山、汾西、岳阳。”1337年晋宁路仅有270121人。人口不多原因是大德七年(1303年)晋宁路发生8级地震,人口死亡二十余万人。
《元史·五行志》载:“七年八月辛卯夕,地震,太原、平阳尤甚。坏官民庐舍十万计。平阳赵城县范宣义郇堡徙十余里。”该赵城县今属洪洞县辖区。《元史·孝友传》载:“地大震,郇堡山移,所过居民庐,皆摧压倾圮。”万历《临汾县志》载:“丘陵为池,城廓为陂。……于时死者二十余万人,祸其残毒。”洪洞县大槐树镇元初所创长春观遗址现存元代石碑记载:“迨于大德七年坤舆大震,观洞屋庐摧圮为之一空。”广胜寺《重修明应王殿之碑》(1319年)载:“不幸至大德七年八月初六夜,地震河东,本县尤重,靡有孑遗;霍州署衙全部倾圮。”吉县《大帝庙碑》记载:“河东地震,压杀者二十余万人,屋之存者十之三四。”史书、地方志关于此次地震记载不胜其数。
明洪洞县属平阳府,《明史·卷四十一》载:“平阳府,元晋宁路,属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洪武元年改为平阳府。领州六,县二十八。东北距布政司五百九十里。”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明平阳府辖区比元晋宁路范围缩小许多,至元三年(1337年)晋宁路仅有270121人,因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明洪武初年平阳府人数不会超过50万,而传说的大槐树移民迁徙人口超过150万,因此,大槐树移民发源地不在洪洞县。
3、从明朝正史记载历次移民分析。
明朝移民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始于1388年。洪武初年,朱元璋试图把京师迁到凤阳,开始建设凤阳,而当时凤阳只是县城,人口严重不足,因此,洪武帝四次迁徙人口充实凤阳。后迁都计划遭到大臣们反对,并没有实行,但凤阳都城建设没有停止,凤阳被称为中都。这四次移民虽然不是当时的国家战略,但根据历史事实,应被列入移民范畴。徐达北伐取得胜利后,迁徙燕山以北以及沙漠牧民到北平,其实质是军屯,目的是巩固北方防务,该类军屯也可算作移民范畴。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关于移民的建议,“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亦。”朱元璋采纳了刘九皋建议并作出决定:“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之后开始了山西大移民。而“山西民众”,并非移民传说那么夸张,移民前山西人口少于直隶、江西、山东、湖广。之所以从山西移民,是因为山西山多、耕地少,相对来说“民众”。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记载了洪武十四年人口资料,其中山西布政使司有4030454人,山东布政使司有5196715人,江西布政使司有8982481人。山西人口总数只占山东人口总数77.6%,仅占江西人口总数的44.9%。而直隶十四府与徐州、和州、广德、滁州四州人口为10241002人,相对来说为人口密集区(见附表1:洪武十四年人口资料)。
根据《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和《明史》等文献记载,明朝移民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止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历时四十七年,移民十八次。其中:洪武移民十一次,永乐移民七次。洪武移民四次到凤阳;四次为军屯,其中一次在大同军屯,二次在北平军屯,一次在塞北军屯;一次移民到南京及山东省内移民;两次移民河北、山东、河南一带。永乐移民去向是北京及附近地区。由此确定,明代移民与大槐树移民流传地区基本上没有交集。具体分析如下。
(1)第一次移民发生在1370年。
《明史·卷二》载:“(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田临濠,给资粮牛种,复三年。”《明史》记载洪武二年九月开始在凤阳建中都,凤阳属临濠府,结合之后数次移民至凤阳记载,本次移民目的地应是凤阳。
《明史·卷七十七》载:“其移徙者,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表明第一次移民迁出地是苏、松、嘉、湖、杭,迁徙对象是“民之无田者”,迁徙规模4000余户,迁徙目的地是临濠。
(2)第二次移民约发生在1370年后。
《明史·卷七十七》又载:“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徐达第一次北伐结束于洪武二年十二月,移民时间应在洪武三年。移民来自燕山以北,移民去向是北平附近府卫,移民规模35800多户,本次移民实为军屯。
(3)第三次移民发生在1371年或1372年。
《明史·卷七十七》又载“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两千八百余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此次移民来自蒙古高原所在沙漠地区,移民约32800多户,迁徙目的地是北平,移民性质是军屯。
(4)第四次移民时间约在1373年。
《明史·卷七十七》又载:“复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本次移民来源于江南,移民数约14万人,移民目的地是凤阳。
(5)第五次移民发生在1373年。
《明史·卷七十七》又载:“是时(洪武六年),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真定府即今河北省石家庄,1373年移民来自山西和真定府,其去向是凤阳。
(6)第六次移民发生在1376年。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十》载:“(洪武九年十一月)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遣人赍冬衣给之。”该次移民来源于山西及河北正定县,移民目的地是凤阳。
(7)第七次移民发生在1388年。
在1388年刘九皋提出移民政策之后,明朝廷开始把移民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实施。《明史·卷七十七》载:“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载:“(洪武二十一年八月)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彰德在邯郸市武安,临清在山东聊城,归德在河南商丘,太康在河南周口。泽州现为晋城市,在洪洞县东南,潞州即长治市,在洪洞县正东。泽州和潞州移民迁徙方向是往东北方向的河北、山东以及东南方向的周口、商丘等地,移民不会向西路过洪洞县。
(8)第八次移民也发生在1388年后。
《明史·卷七十七》又载:“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本次移民记载可以确定浙西移民去向是滁州、和州,山西移民去向是北平、山东聊城和河南商丘、周口等地。山西移民来源地不能确定来自洪洞县。
(9)第九次移民发生在1392年。
《明史·卷三》载:“(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丁卯,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东胜卫原是明初设置于托克托县的卫所,初设于洪武四年正月,洪武五年七月因军事上的失利被内迁至大同附近。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再次设置东胜左右卫,明洪武二十五年东胜卫在山西大同附近,故本次移民性质为军屯,军屯地点在大同及附近。
根据《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记载,我们知道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等在大同等地屯田,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民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本次军屯移民来源于平阳府有50400人,其中在平阳府下辖洪洞县和浮山县合计选民丁一卫。该次移民属于在山西省内军屯,与其他省市移民传说没有关系。
(10)第十次移民约发生在1394年。
《明史·卷七十七》载:“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本次记载的移民与山西移民无关。
《明太祖实录·二三六》载:“(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庚戍,命户部以耕牛一万头给东昌府屯田贫民。先是命迁登、莱之民屯田东昌,至是又虑小民贫穷,无资市牛,故有是命。”本次移民发生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之前,应发生在1394年。确定登州、莱州移民去向是东昌府,青州移民去向是兖州。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载:“(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甲子,诏从直隶苏州等十七府州及浙江等六布政使司所属州府县小民二万户赴京占籍。于上元、江宁二县以充各仓夫役,名曰仓脚夫。”该次移民来源于直隶和浙江等地,移民去向是南京。
(11)第十一次移民发生在1395年正月。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六》载:“(洪武二十八年正月)辛亥,遣使敕周王橚(xiao)发河南都指挥使司属卫马步官军三万四千余人往塞北筑城屯田。……甲寅,遣使敕晋王棡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本次移民来源于河南和山西境内驻军,其去向是塞北,性质为军屯,与传说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不相关。
(12)第十二次移民发生在1402年。
《明史·卷五》载:“(永乐元年九月)乙未,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本次移民来自山西,去向是北京。
《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下》载:“(永乐元年九月)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便置牛具子种,五年后征其税。”
(13)第十三次移民发生在1403年。
《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二》载:“(永乐元年八月)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其余有犯俱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本次记载移民事件是定罪在北京的囚犯免除剩余刑期,到北京及唐山、秦皇岛一带种田。
(14)第十四次移民发生在1404年。
《明史·第六》载:“(永乐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明太宗实录·卷三十四》载:“(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确定本次山西移民去向是北京。
(15)第十五次移民发生在1405年。
《明史·卷六》载:“(永乐三年秋九月)丁巳,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明太宗实录·卷四十六》载:“(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万户实北京。”确定山西移民去向是北京。
(16)第十六次移民发生在1407年。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七》载:“(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徙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等府州民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路费钞一百锭,口粮六斗。”上林苑监在北京,是永乐五年设置的官署机构,职责是掌管苑囿、园林、水池、牲畜、花木等。本次移民是去往北京的上林苑监。
(17)第十七次移民发生在1416年。
《明史·卷七》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保安州即今河北省涿鹿县。
《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二》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安州,免赋役三年。”本次移民规模是2300户,移民来自山东、山西和湖广等省流民,去向为河北涿鹿县。
(18)第十八次移民发生在1417年。
《明太宗实录·卷一八八》载:“(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民申外山等诣阙上言:‘……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
以上列举永乐移民去向都是北京及附近地区,与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传说流传地区没有关联。
从上述移民记录可以归纳出如下信息。
(1)十八次移民记录极少提及洪洞县移民,更没有提及山西移民到洪洞县领取移民路费。
(2)被移民者是无田农民或是丁多田少农民、受外敌骚扰边民或是罪犯,迁往凤阳、北京、南京、河南、河北及山东等地,被迁徙者应是时代幸运儿,显然与大槐树移民传说的强制移民不相符。
(3)十八次移民提及平阳府共五次,一次去往大同,四次去往北京,即平阳府及其下辖洪洞县没有向北京、河北以外的其他省市移民。
(4)平阳府在山西省西南,山西历次移民目的地是去往东南和东北方向,山西其他州府移民路线都不经过洪洞县。
4、从明朝户籍管理制度分析。
明初为加强户籍管理和恢复农业生产、方便赋税征收,朝廷禁止民间人员迁徙。
《明史》载:“太祖藉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藉上户部,贴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凡逃户,明初督令还本藉复业,赐复一年。老弱不能归及不愿归者,令在所著藉,授田输赋。正统时,造逃户周知册,核其丁粮。凡流民,英宗令勘藉,编甲互保,属在所里长管辖之。设扶民佐贰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又从河南、山西巡抚于谦言,免流民复业者税。”又载:“凡附藉者,正统时,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属,离本藉千里者许收附,不及千里者发还。景泰中,令民藉者收附,军、匠、灶役冒民藉者发还。”
从该记载可以看出明初户籍管理相当严格,所有逃难户和流民即使在居住地有户籍,原籍在千里之内的除限制条件以外的必须发还原籍。所以,明朝建立后,地方各省之间也不会擅自迁移人口。
综上所述,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不是历史事实。
1、兖州安邱府村是移民发源地分析。
兖州现为济宁市兖州区,部分研究移民历史专家认为枣林庄移民发生地在兖州区北部的安邱府村。传说该村为明鲁王后裔安邱王封地,传说该村在康熙年间村名为“枣林庄”。该村处于丘陵地带,土地面积1441亩,其中耕地面积仅820亩,人口600多人。该村地理位置偏僻,并不处于水陆交通要道上,耕地极少,不可能有大量人口在此繁衍生息,也不可能有大规模移民途经该地,况且附近没有老鹄巷地名及古槐树,有关移民学专家仅凭传说的“枣林庄”村名确定该地是大移民发源地显然不妥。
2、有关兖州历史资料分析。
明嘉靖年间至清末编修的历次《兖州志》和《滋阳县志》都没有兖州枣林庄对外移民记载。相反,自明朝延续下来的《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明初有登州、莱州、青州三府移民到济宁。
《元史·志·第十》载:“济宁路,下,……十六年,济宁升为路,置总管府。户一万五百四十五,口五万九千八百一十八。领司一、县七、州三。……兖州,下。……十六年,隶济宁路总管府。……领四县:嵫阳,曲阜,泗水(至元二年,省入曲阜。三年复置),宁阳(至元二年,省入嵫阳。大德元年复置)。”十六年即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灭南宋,济宁路人口为59818人,而兖州为下州,不足5000户,人口不足3万人。
《明史·志·第十七》载:“兖州府,元兖州,属济宁路。洪武十八年升为兖州府。领州四,县二十三。”该记载表明洪武十八年兖州府就是元代济宁路。《明太祖实录·一百四十卷》记载1381年山东布政使司有752365户,5196715人,户均6.91人。
《明史·志·第十七》载:“山东,《禹贡》青兖二州地。……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七十五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口五百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七十六。”该记载表明,1393年山东户均6.97人,略高于1381年的6.91人,应属人口自然增长。
综合文献记载,可得出如下信息:
(1)1279年,济宁路人口仅为59818人,济宁路在明朝建立前不可能有大量移民迁徙到安徽,即山东枣林庄移民并不是发生在元代、明初济宁路。
(2)明代大移民政策实施前七年,即1381年,山东人口为5196715人,大移民政策实施后五年,即1393年,山东人口为5255876人,山东各地人口略有增加,表明山东在1388年大移民政策实施前后没有发生大规模人口迁出及迁入。兖州不仅没有发生移民迁出,反而有移民迁入记载。
因此,枣林庄移民发源地不在济宁市兖州区安邱府村。
论证河北枣强移民发源地,必须明确“河北”和“枣强”两个概念。
首先,我们必须分清“河北”和河北省。
行省制度开始于元朝,发展于明清。元朝廷设置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时称“都省”。元朝在全国共设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而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接管理。
明朝开国以后沿用了元朝行省制度。直到明太祖洪武九年改元朝之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主管民政;又设提刑按察使司掌刑狱;都指挥使司掌军政,合称都、布、按三司。除京师、南京为明朝都城外,计有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三个布政使司。京师(永乐十九年迁都顺天府改为京师)又称北直隶,南京在迁都北平后称南直隶。此即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为十五省,为明直辖地区行政区划。
元明两朝不存在河北省,之前所谓河南、河北指的是黄河以南和黄河以北,不是现代意义的河南省和河北省。因此,河北枣强移民的“河北”,指的应是黄河以北或“某河”以北,并非河北省。
其次,必须明确“枣强”概念。枣强可能是乡、村、渡口名称,也可能是特定地名,还可能是枣树墙、枣林墙,不能特指枣强县。
1、从相关历史资料记载分析。
与大槐树移民到十九世纪才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不同,枣强移民在明代已经被人提及。如明嘉靖年间户部员外郎李开先曾指出:“章人由枣强徙居者,十常八九”。
我们查阅《明太宗实录》发现,在官方记载中移民流向恰恰与之相反。永乐元年十二月,刑部尚书郭资等奏报:“真定枣强县民初复业,加以蝗灾,流殍者众。今天寒,祈遣人核实,以施赈济。”朱棣认为当地“民困如此,济之如当救焚拯溺,少缓即无及。”于是下令马上遣官赈济。朱棣的迅速反应间接证明当地确实破损严重,亟需休养生息。
《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七年)六月庚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藉为民。’从之。曾命户部徙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徙八百余户。”
这些记载证明明初移民是从山东青州等郡迁徙百姓到冀州枣强县。李开先所指“枣强移民”发源地要么是错误的,要么另有“枣强”,该枣强不是河北省枣强县。
明嘉靖《枣强县志》和康熙《枣强县志》均没有枣强县对外移民记载。
2、从户籍资料分析。
《元史·地理志》载,枣强在元代属中等县。至元三年元朝廷规定:“六千户者为上县,二千户以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结合真定路其他各县人口规模多为“下县”判断,元代枣强县户数仅仅超过二千户。
《真定府志》记载枣强县人口资料如下:洪武二十四年在册1352户,7731口;永乐十年,在册1953户,9847人。可见,无论是在元代还是明初,枣强县人口皆不及万人,其对外移民35万的传说,显然没有人口来源支撑。
3、明初大移民经枣强县中转可能性分析。
研究移民历史的专家认为枣强移民是山西移民中转而来。比如,曹树基先生在《洪武时期山东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一文中指出,途经枣强是山西移民进入山东最便捷的通道,山西移民的巨大推动力对枣强地区的人口外移有重大影响。该观点认为山西有对山东大规模移民,并经过枣强县,从而带动枣强本地人外迁,而明代国家正史相关记载否定该观点。
李靖莉《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考述》一文,在肯定所谓枣强移民主要是山西移民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枣强转迁黄河三角洲的移民可分为自愿转迁和政府分发两种。该观点与曹树基教授的观点大同小异。
本人认为明初山西移民经由河北省枣强县中转山东北部不可信。明代相关历史记载山西移民去向是凤阳和北平,没有山西向山东北部大规模移民记载,其向山东移民仅有一次:移民到聊城(临清、东昌),且移民人数有限,而山西移民到聊城不可能途经枣强县。
也有学者认为枣强移民来源于河南,文献记载明初河南省是移民迁入区,所谓“河南移民”,应理解为移民来自“黄河以南”,而不是河南省。
因此,河北省枣强县移民到山东不是真实历史。
考证老鹄巷移民,最重要的是确定什么是老鹄巷。
1、明确移民传说的兖州老鹄巷、济宁老鹄巷和山东老鹄巷是一回事。
《明一统志·卷二十三》载:“(兖州)金仍为兖州,复为泰宁军,又改泰定军。元初复为兖州,济宁路,本朝初因之,洪武中升为兖州府,领州四、县二十三。”其中二十三县包括与邳州北部接壤的峄县、沂州和郯城县。《明一统志》又载:“兖州府:东至直隶淮安府赣榆县界,四百九十里;南至直隶徐州沛县界,一百五十里。”可以看出,兖州和济宁是交替使用的行政区划名称。金代称兖州,元初也称兖州,后改济宁路。明洪武二年改济宁路为济宁府,洪武十八年改济宁府为兖州。
因此,兖州老鹄巷就是济宁老鹄巷,也是山东老鹄巷。
2、确定老鹄巷概念。
老鹄巷其实是西泇河的民间称谓,并不是街巷名称。西泇河发源于原峄县抱犊崮山,主河道流经兰陵县和邳州市。民间称西泇河为老鹄巷河,因方言发音不同,也称老鹄河、老鸹河、老鹳河,古称乌龙江,邳州地方志记载为瀛(营)水、引水、武原水。老鹄是古代对天鹅的称谓,邳州方言中“巷”与“苍”同义,指“厉害”、“牛气”,引申为“多”,老鹄巷河意指“天鹅众多的河”,该河原名鹄苍沟,与文献记载徐偃王出生地有关。
《明史》卷四十一载:“峄,(兖州)府东南。元峄州,属益都路。洪武二年降为县,属济宁府,后来属。东南有柱子山,旧名葛峄山,氶水流其下。又北有君山,一名抱犊山,西泇水所出,东南流至三合村,有东泇水自沂水来会焉。又南合武河,彭、氶诸水注于泗,谓之泇口。”泇口在良璧西南约20千米,该地理志记载西泇水发源于峄县抱犊山,其记载西泇河流经区域,把邳州境内西泇河河段一并记录,只是为体现该河道完整性,并非下游河道都属于峄县。
《明史》记载峄县在洪武二年属济宁府,《明一统志》记载“洪武中升为兖州府”,则流经峄县、沂州的老鹄巷河必然被移民后裔认定在济宁、在兖州。而清代峄县依然属兖州府管辖。因此,清初各地编修宗谱时也会把老鹄巷记载在兖州。
乾隆《沂州府志》卷之二16页载:“西泇,水出费县抱犊山下,东南流,迳兰山县界,由神峰山、城阳桥、作字里、老鹳巷,至朱家楼入邳境,下达泇口与东泇河水会”。抱犊崮山为峄县和费县界山,兰山县是清代临沂县,该地方志记载与《明史》所载并不矛盾。从《沂州府志》可以看出,修志人错把老鹳巷桥误认为是一个地名。但该志明确了“老鹳巷”在西泇河上,该“老鹳巷”是指唐代老鹄巷桥所在位置。现老鹄巷大桥位于兰陵县南桥镇大桥村318国道上,该桥南约500米即是唐代老鹄巷桥旧址。
3、考证老鹄巷移民,不能割裂老鹄巷河。
西泇河主河道全长约69千米,其中:山东境内河长39千米,邳州境内河长30千米。邳州在金国时期和元代早期属山东西路,金代邳州下辖兰陵县,兰陵县辖区相当于现在枣庄市峄城区、台儿庄区及兰陵县部分地区。因此,不能刻板坚持老鹄巷只在兖州或只在济宁,而否定老鹄巷在江苏邳州。
1、移民发生地有三棵唐代或汉代槐树,且古槐树荫遮地数亩;
2、移民发生地有唐代或汉代古寺;
3、移民迁出地有发音为燕屋(燕窝)、老鹄窝(老鸪窝、老鸹窝、老鹳窝)、老鹄巷等地名;
4、移民发生地有枣林庄;
5、移民发生地有150万以上人口,或地处交通要道;
6、移民发生地与山西洪洞县有关联。
7、该地有国家正史或地方志关于大移民的记载。
1、有枣林庄地名;
2、处在交通要道上;
3、该地有大移民的历史记载;
4、移民时期该地与兖州或济宁关联。
1、有河北和枣强地名;
2、处在交通要道上;
3、有超过35万以上人口;
4、有国家正史或地方志记载的移民信息。
1、移民发生地有老鸪巷地名;
2、移民发生地与山东、兖州、济宁相关;
3、移民迁出地位于交通要道上;
4、有大移民历史记载。
综合上述移民传说,可以总结出大槐树移民、山东老鹄巷移民和山东枣林庄移民具有共同移民发源地信息:都有老鸪巷和枣林庄,即老鹄巷和枣林庄是大移民传说必要条件,而大槐树移民传说还需具备三棵古槐树、有唐代或汉代古寺,大槐树与“河北枣强”密切相关。
如果一个地方同时具备上述移民传说所有要素,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移民发源地。
1、邳州概况。
邳州位于江苏省北部,2020年户籍人口194万,为江苏省人口第二大县。邳州北部有三处国家级古人类文化遗址,分别是大墩子遗址、刘林遗址和梁王城遗址,三处遗址为北辛文化或大汶口文化遗址,距今6000年以上,其中大墩子遗址是江苏文明发源地之一。
邳州古称下邳,是古徐州三城所在地。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设淮阳军,治下邳,属京东路。靖康之难后,北宋灭亡,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地入金,后改为山东西路邳州。元太宗七年(1235年)地入元,为山东西路邳州,元顺帝至正八年改属徐州,隶属河南江北行省归德府。邳州在金元时期皆属山东西路,兴定二年(1228年)六月后是山东行省所在地。邳州在历史上和地理上与山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邳州西北与枣庄市台儿庄区(原峄县辖区)接壤,北与兰陵县连接,东北与郯城县为邻。
邳州是“江苏北大门”,也是“山东南大门”,自古为南北交通枢纽所在。 咸丰版《邳州志》载:“其地北控齐鲁,南蔽江淮,西走梁宋,东俯朐海魏晋以来为重镇。盖水陆之要冲,南北之襟喉。”
《邳志补·卷五·建寘》13页载:“先是入都有二道:由桃宿而北,山路荦确,有摧辕之患;由铜沛而北,泽路阻淖,有隐轮之苦。行旅病之。康熙间乃由邳州辟新道,自江淮以南,南至交广,东极浙闽,陆行者率绾毂于此。而官湖实为顿宿之区。”佐证邳州在历史上为南北交通陆路必经之地。
邳州境内北部有东西向山地丘陵,地势高亢;其他大部分为平原,地势低洼平坦,海拔21—25米。邳州现属黄淮水系,沂水、西泇河、东泇河、武河、泗水(大运河、中运河)穿境而过,河湖纵横交错,水网密集,水运发达。
2、良璧概述。
良璧(邳)古称常、良、良成、下邳,现属岔河镇,位于苏鲁两省交界处,在邳州城区西北方向。良璧地面高程为29—31米,是邳州地势较高古村之一。良璧(含1975年分出的石兰)面积超过20000亩,其中耕地面积15000多亩,现有人口12000余人。
《隋书·地理志》记载,“徐里”在良成。良璧或是西周徐偃王迁都之前徐州城所在地,东汉时称良成县,是下邳国郡治所在地,即《水经注》记载的下邳中城。西晋时良璧是徐州刺史所在地,唐代地属氶县,宋金元时期属山东西路,明清时期地属邳州偃武乡石兰社。
《唐书·地理志》记载“十三陂遗址”指的就是良璧,元明时期良璧村名为“良陂”。《元和郡县志》载:“氶县界有陂十三所,皆贞观以来修立以灌田者。今沂、峄二州,仰泇、氶二水灌田,青、徐水利莫与为匹,皆十三陂之遗迹也。”
良璧现存大量历代遗址、遗物。如:汉代古槐、金元时期重建兴化寺遗址和汉代石羊等,良璧附近有众多遗址,遗址年代超过6000年。
良璧西有西泇河,东有宋沟和东泇河。村北有古沂水,沂水来自东北方向的长城镇(襄贲县)南,沂水在良璧西北与西泇河交汇,之后南流,在良璧西南,流向西南方向梁王城遗址,在梁王城遗址西南与泗水交汇。泗水西接微山湖,1194年黄河第四次改道后,泗水也是黄河河道。沂水、泗水和黄河形成东西天堑。因此,兖州—峄县—下邳—宿迁一线陆上通道是南北交通大动脉,而良璧位于水陆交通枢纽位置,即良璧处于南北交通咽喉要道上。地方志记载下邳有15处善堂,良璧独占其二,印证良璧所处地理位置重要性。传说良璧曾有数十处庙宇道观,已经考证出具体位置的有以下十五座:兴化寺、天齐庙、白衣庵、文昌阁、三官庙、三教堂、三圣堂、火神庙、关帝庙、观音庙、倒坐观音庙、东岳庙、贞姑奶奶庙、子孙堂、领官庙。一个村有如此众多庙宇,充分证明古代良璧人口众多,非常繁华。
良璧符合前述大移民发源地所有特征。
1、良璧有三棵汉唐时期槐树。
良璧有三棵汉唐时期槐树,其树冠遮荫面积约2500平方米,证实大移民传说古槐树树荫有数亩传言。
1968年良璧三棵古槐南北一字向分布,长约百米。1968年良璧大队打机井砍伐最南一棵,1969年供销社翻盖门面房砍伐一棵,目前仅存北门一棵(见附图2:良璧古槐)。根据邳州民间传说“下邳城有三棵汉唐槐树”、“张飞常在槐树下喝酒,酒后在槐树上绑打士兵”、“良璧自有佛寺就有槐树”、“敬德打马看古槐”等传说,确定该树为汉代古槐。该树位于良璧北城门里,现地表上槐树围长3.85米、高17.5米、树冠直径约24米。
附图2:良璧古槐
良璧原住民“三槐堂”王氏,佐证该地存在三棵古槐。
2、良璧有汉代古寺及唐代重建兴化寺遗址。
下邳是中国佛教发源地,兴化寺是汉代浮屠祠名称。《后汉书》和《三国志》均记载下邳城南有浮屠寺,其遗址在良璧南。《岔河镇志》载:“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在良璧东北隅重建兴化寺。”据传唐代重建兴化寺石碑现存南京博物院,元至元十五年重修兴化院石碑现存邳州博物馆。
3、良璧在移民时期属邳州偃武乡。
偃武乡是元明时期邳州四乡之一,偃武方言发音为“燕屋”,后被移民后裔曲解为“燕窝”,与移民后裔传说大移民发源地在燕屋(燕窝)相符。
4、良璧东南有枣林庄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