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平民公民贵族的区别

尽管中国人也承认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现象，却并不为中国人的观念所接受。常常被用来批评中国古代智者将人分等的观念，要算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了：

孟子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①

孟子这段话的意思是：然而治理天下的事可一边耕种一边做得了吗？当官有当官该做的事，百姓有百姓该做的事。而且一己之身，所需使用的常是各种工匠做的东西，如若一定要自己做的才可使用，这是让天下人都疲于劳碌。所以说，人或用智，或用力。善用智者管理人，善用力者被人管理；被管理者供养人，管理者被人供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孟子·腾文公上》。

就善用智者和善用力者的自然分工而言，智者应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原则，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这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同人与人之间由于法定的身份而使一方可以合法地奴役另一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尽管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类之中有专用体力的职务籍以其体力显示其优胜，但不幸的是，这种专用体力者因其具有“卑下”的灵魂而应该成为奴隶：

……就生物界的现象说，我们可以见到——也可以说，在这一方面方始可以确切地见到——专制和共和（宪政）两种体制：灵魂的统治身体就掌握着主人的权威而理性的节制情欲则类似于一位政治家或君王的权威。这是明显的，身体的从属于灵魂（人心）和灵魂的情欲部分的受治于理性及其理智部分，总是合乎自然而有益的；……灵魂和身体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人兽之间的关系。驯养动物比野生动物的性情为善良，而一切动物都因受到人的管理而得以保全，并更为驯良。……这种原则在一切人类之间是普遍适用的。这里我们就可以结论说，人类的分别若符合于身体和灵魂，或人和兽的分别，——例如在专用体力的职务而且只有在体力方面显示优胜的人们，就显然有这种分别——那么，凡是这种只有体力的卑下的这一级就自然地应该成为奴隶，而且按照上述原则，能够被统治于一位主人，对于他实际上较为合宜而且有益。所以，凡自己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人的理智的，就可以成为而且确实成为别人的财产（用品），这种人就天然是奴隶。……奴隶的被应用于劳役同驯畜的差别是很小的；两者都只以体力供应主人的日常需要。②

亚里士多德立论的基本逻辑是，灵魂对身体的统治（灵魂的统治身体）决定着灵魂的主人的权威，而对于人类的一个群体来说，理性对情欲的节制，则体现的是君王的权威；相应地，身体对灵魂的臣服，以及基于个人灵魂的情欲对理性的服从，是合乎自然而有益的。由于奴隶只有体力以及基于个人灵魂的情欲，而没有健全的理智（理性），因而接受主人（具有健全理智的人）的统治对奴隶是合宜且有益的。

亚里士多德对人类之中一部分人可以合法地去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理解，是雅利安人及其后裔的一项正史传统。

直到18世纪，欧洲人还继续着将非洲青壮年掳获贩卖为奴隶的勾当；即便是这些奴隶的后裔，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实际上才以马丁·路德·金的鲜血为代价，在美国获得了作为公民标志的政治投票权。

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说明了这样一个倾向，在我们讨论国家、政体及其政治生活时，对人类及其生命自决权的不同态度，容易形成意见的实质性分歧。

特别是近代世界，由于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生活的广泛影响力，使人们几乎忘记了这一分歧的重要性，以至于在讨论政体问题时，只看到政治体制在促进人类财富增加方面的能力和效率，而忽视了取得这一效率时人性被贬抑或扭曲的代价。

当然，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并不承认这个代价的存在。因为奴隶作为其主人的“一宗有生命的财产”，是由其性质和本性决定的：　　

“于是我们可以明了奴隶的性质和他的本分了：（1）任何人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从属于别人，则自然而为奴隶；（2）任何人既然成为一笔财产（一件用品），就应当成为别人的所有物；（3）这笔财产就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一件工具，这种工具是和其所有者可以分离的。”③

从财产而不是其他角度，将被奴役者的受奴役看作“恰好是他的本分而且也是合法的制度”的观念，使亚里士多德得出另一个对雅典平民制至关重要的结论：

“被统治者的种类较良好，则统治者也就较优，——例如对于人的管理就优于管理牲畜。因为一方主治，另一方受命而行，两者合力，就可完成一项事业，合作的两方较高，所完成的事业也就较高。一切事物如果由若干部分组合而成一个集体，无论它是延续体（例如人身）或是非延续体（例如主奴组合），各个部分常常明显地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分别。……应该限于生物的范围而举出其中最高级的组合，即灵魂和身体，前者自然地为人们的统治部分而后者自然地为被统治（从属）部分。”④

这样，具有健全理智的雅典公民去奴役“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人的理智的”希腊半岛的原居民，就是合乎自然正义要求的一种处置方法。

因为正是完善的理智能力，使雅典的公民能够履行治理城邦的重任⑤——如同美国人相信作为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和民主是美国人领导世界的权力来源一样，而这恰恰又是亚里士多德赞颂雅典平民制立法奠基者梭伦的原因：

“他消除了过分专横的寡头政治，解放贫民，使其免于奴役，并建立了雅典‘民主政体的祖制’，在他所创立的政体中，各个因素都被融合起来而各得其所——‘亚留巴古布利’（元老院）保全了寡头作用（尚富政治），‘执政人员的选举规程’着重才德标准（尚贤政治），而‘公审法庭’则代表大众的意志（平民政治）。实际上元老院和执政人员选举法为雅典旧制，梭伦只是在他立法时予以因袭；但他规定全体公民都有被选举为公众法庭陪审员的机会，这确实是引入了民主精神。”⑥

雅典在公元前 8 世纪出现“执政官”，代替先前部落诸王（酋长）的权力。执政官平时发号施令，诸王在出征时仍旧为各部落领军。执政由民选，初为终身制，后改10 年任期。前7 世纪中叶，执政官自 1 人增至 9 人：首席执政、司祭执政（即原有君王）、军事执政（原有君王）各 1 人，另 6 人为司法官，审理民事刑讼。九执政无俸给，由各族勋阀（富室）中选任。执政任职期满转入元老院。元老院有监督并裁判现任执政的权力，设于战神山上，名亚留巴古布利，意即“在战神山上的议事会”。梭伦是雅典富室，因诗才和军功被推为执政，并履行总裁职（首席执政），他于前594 年改革雅典政制，建立新法，并解除贫民旧怨，重新分配土地（此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解放贫民，使其免于奴役”，非指解放奴隶），为雅典发展为强大城邦奠定了基础。其立法改革成果广为后世颂扬。

雅典在梭伦政制改革后，以其平民制成为西方古典政体的典范。

雅典的平民制是通过德拉古（draco）立法、梭伦（solon）改革、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伯里克利（pericles）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后逐步完善的。到伯里克利所处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的政制体制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了，主要由公民大会、陪审法庭、五百人议事会、执政官和十将军等组成。

公民和公民权：雅典居民被分为本邦公民、异邦人和奴隶。本邦公民通常指获得在雅典城内居住的雅典雅利安人部族成员，非雅典部族的自由人称为异邦人，一般在城外从事农耕或工商业。雅典规定，只有父母双方都是本邦公民者才能获得公民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前 431 年），雅典城邦总人口约 17 万，具有公民权的公民约 4 万。梭伦立法将雅典公民按财产分为 4 级：五百斛级、骑士级、双牛级和佣工级⑦，并分别赋予每个等级的公民不同的权利。如高级官员只能由一、二等级的公民担任，第三等级只能担任低级官员，第四等级不容许担任任何公职，他们不能参加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

五百斛级为第一级，指家财如田亩收获谷物、或油树林可制油、或葡萄园可酿酒，每年可得五百斛及以上者；第二级为家财足以装备一骑兵并畜养战马者，称骑士级，年收益约三百斛以上；第三级为农民之畜有 2 牛或 2 马，足供一轭以进行耕作者，称双牛级，相当于年收益二百斛以上者；第四级无恒产，以佣工为主，年收益低于二百斛者，故称为佣工级。一斛容积约 17 公升。

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举行2－4次，年满20岁的雅典公民都应参加公民大会，以选举和评审执政官或十将军，修改法律、议决财政、决定宣战和媾和、缔结和解除盟约、评定军功等，并用抽签的方式选举五百人议事会、陪审员和一般行政人员。

陪审法庭：城邦设立10个陪审法庭，每个法庭由约500人组成，由公民大会选举，任期一年，不得连任。陪审员由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通过抽签方式担任。陪审法庭有权受理公民的“不法申诉”，案件审理采开庭方式，经原、被告的陈述、辩论后，由陪审员秘密投票，得票多者胜诉。

五百人议事会及公民监察权：公民任职前由五百人议事会进行资格审查，如有问题则提交陪审法庭决定是否适合任职。此外，对执政官和十将军要进行任职期间信任审查，官员任职期满后要进行财产审查，任何公民都可就某项法令向陪审法庭提出“不法申述”，控诉期内该法令暂停实施，在做出肯定判决后该法令将被撤消。

军事组织：雅典军事力量分陆军和海军。陆军由第一、二、三级公民组成，以富室和士族（贵族）的重装兵（约2500人）、骑士（约1000人）和卫士（约1000人）为主力，贫民和佣工充杂役或辅助兵种，如轻步兵、掷石手、弓箭手（约1600人）等。雅典拥有一支希腊诸城邦中最强大的海军，最多时有战舰300艘（希波战争时），其中三重桨战舰每艘桨手150人，约有海军4万人（可雇佣异邦人充当佣工或浆手）；海军桨手由第四级公民或雇工担任。

雅典平民政制的多数立法原则，后来基本上为罗马共和国所沿袭。

但雅典在梭伦变法后，平民政制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梭伦之后，有庇雪斯特拉托僭政；前5世纪，克勒斯叙尼等驱除僭政，恢复平民政体，并加强了平民权利；希波战争后元老院主政；其后再倡变革废黜元老院，使平民领袖地位提升；再其后，四百人主政；继之平民制度光复；后又出现“三十”寡头暴政和“十人”寡头暴政；暴政之后是平民制恢复，直到亚里士多德时期，约行70年平民制，使平民权力走向极端。⑧

这一极端平民政体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平民的僭政，因为此时的雅典，执政者（十将军）为了争取平民的拥护，各以其法讨好平民，遂使平民失去了公正廉洁之品性，感觉到自己在城邦中的势力可以压倒财富和勋阀贵族的势力，陪审法庭的权威被增强，使得执政官必须像谄媚僭主那样去谄媚平民了。⑨

如果注意到像雅典这样的平民政体，实际上是由一小群拥有特权的公民在统治着占有人口多数的其他居民这样的事实，就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将极端的平民政体看作是平民僭政的原因了。

因为，本质上来说，雅典的平民政制仅只是寡头政制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而已——只要将作为公民的雅典人群体看作是由几个分别履行着执政官、将军、拥有决策权的长老、拥有裁判权的司法人员和拥有监察权的监察员组成的统治阶层，实际上它就是通常所说的寡头政制。

这种公民寡头政制与以尚富为原则的少数人执政的寡头政制本质上相同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对财富态度的一致性，两者都以尚富为政制的基础。

当然，寡头政制和平民政制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在寡头政制下，贫穷和非重要公民没有政治上的发言权，而平民政制下的公民都有发言权；如果雅典平民制不限制第四级家财的公民担任行政职务的话，这一不同可能会更加真实些。而就政治发言权而言，共和制和平民制又恰恰为一致，而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则表现为共和制城邦国王的世袭制，弥补了平民制城邦执政官由抽签产生引起的是非。

事实上，希腊古典政体之间的不同，远不像那个时代的人所理解得具有那么多的差别。它们的相似性远大于不同。

首先，各个希腊城邦国家的社会结构是相同的，都在操雅利安语系的贵族－平民社会结构之下，将希腊半岛前爱琴文明时期的原居民的后裔置于社会底层而奴役。

其次，以贵族为执政者的共和制的尚贤原则，与以富室为执政者的寡头制的尚富原则，基本上是相同的原则，因为贵族本来都是雅利安族人中的富室，当部分世袭贵族由于无能而失去荫袭的家财时，新的富室取而代之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与中世纪欧洲的新财阀取代老贵族而擭取政治权力的故事完全一样。

再者，雅利安人中的公民，在任何希腊城邦都过着同样的政治生活——行使公民权力和履行战士义务，这种政治生活确保了他们始终在城邦国家中享受着作为特权阶级的生活，不仅可以奴役奴隶，而且可以以公民权作抵押获得从事殖民、征服、海外抢掠等冒险事业时，可得到其他公民的支持，因而这一特权阶层在情感、认知和政治态度上表现为惊人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又恰恰导致了希腊城邦之间的“割据”状态，他们决不会自愿地与其他希腊城邦合并，因为合并的结果是维持特权生活权利的丧失。

此外，如果不幸在战争中被俘、失败或被围困而得不到本邦人的庇护时，大多数情况下敌对城邦之间会按各自索取的利益进行交易，若达不成交易的条件，失败者会被他的国家抛弃，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而失去人身自由（成为奴隶）。

近代无政府主义者或许会期望生活在希腊的平民政体下。因为尽管这些平民政体有党派之争和党派首领，但没有稳定执政的政府和政府反对派。

一些政策的实施，建立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领袖或政治团体反对的基础上，如果一个强有力的人或公民团体反对某项政策，政策就无法实施。这时就会有人提议召开公民大会，以便决定是停止还是继续执行这项政策。

当双方争执不下而导致城邦产生危机时，陶片流放制——将一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来表决——就会决定是将制定政策的人还是反对者流放10年。

流放不被信任的政治领袖而无损他的荣誉和财产，使陶片成为雅典人解决意见分歧时表达民意的好工具。但陶片容易被打碎，所以，希腊各个城邦始终难以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只有外来的征服压力或者去征服他人的殖民动机，才可暂时将他们的陶片，用能说会道者的口水粘连在一起。

公元前430年，亦即希腊两个最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进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袭击了雅典。部分雅典人产生了与斯巴达媾和的愿望，并将他们的怨气指向了在雅典执政30年的执政官和将军伯里克利。

伟大的伯里克利为扭转这一消极的情绪，召集了公民会议，他对雅典公民们说：　　

“你们不要认为我们战争的目的单单是为了享受自由或遭受奴役的问题；同时也牵涉到帝国的丧失以及管理这个帝国时所引起的仇恨而产生的危险。虽然也许有些在突然恐慌状况中，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真的认为放弃这个帝国是一种好的和高尚的事，但是你们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们是靠暴力来维持这个帝国的：过去得到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主张放弃帝国（的人），……虽然他们在一个被别人控制的城市中，可以安稳地作奴隶；但是他们在一个控制着帝国的城市中，是毫无用处的。”⑩

正如这个促进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复兴的伯里克利所说的那样，雅典的平民政制实际上是靠暴力来维持的——他们拥有当时希腊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和需要交纳集体安全保障贡税的强大雅典同盟，有点像今天的美国。

而伯里克利已经意识到并告述雅典的公民们：雅典作为这个强大联盟的领导者，在管理这个帝国时，因错误的政策而引起的仇恨正在产生危险，这个危险远比作为战败者成为他人的奴隶还要危害巨大，因为靠暴力维持帝国者，必然在失去帝国时遭到暴力的屠杀。

注释：

①《孟子·腾文公上》。

②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14－15 页。

③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13 页。

④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13－14 页。

⑤参见：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39、41 页。

⑥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103 页。

⑦参见：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105 页注释②。希腊各城邦之间常通过聘请异邦自由民作为雇工来解决本邦人力不足的问题。

⑧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104 页注释④、③。

⑨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104、105 页。

⑩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16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