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在父亲面前承欢膝下,也曾在母亲面前卑微求爱;她曾在劳改场乐于助人,也曾在工厂内兢兢业业。
她曾在富丽堂皇中栖身,也曾在枪林炮弹中生活;她曾孤身一人无路可去,也在儿女成长后儿孙绕膝。
她曾三度离婚不再相信爱情,也在最后找到携手一生的伴侣,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沙拉·伊马斯。
沙拉·伊马斯,一个拥有中国国籍和以色列终身居住权的女人,她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让人连连惊叹。

沙拉的父亲老伊马斯因犹太人的身份在二战期间遭到纳粹的追捕,当时我国上海是唯一一个对外接收犹太难民的城市,老伊马斯因此来到了上海生活。
曾在德国与波兰做过生意的他,随身携带的细软有美金、钻石、金表。
老伊马斯来到上海后先典当了自己随身的金表与钻石,然后在大明路的242号顶了两间房子,准备做咖啡厅与旅馆生意。
所谓顶房子,是上海话,意思是先向房东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再对房屋进行租赁,每月交租,如果突然退租,保证金归房东所有。

在战乱年代,上海房东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租客因为缴纳保证金可以获得房子的优先租赁权。
都说犹太人是世上最会做生意的民族,老伊马斯即便是流亡在外,也没有丢下这项技能。
通过做生意,老伊马斯渐渐站稳脚跟,五十多岁的他,渐渐感到孤独,就在此时家里新来的保姆让他重新感到了温暖。
这个保姆,我们姑且叫她“小当子”吧,这是同村人告知的她的小名。小当子十三岁就做了童养媳,随着丈夫到上海打工,她也跟着到上海做了保姆。
一开始是在一户广东人家里做保姆,这家人说话总是粤语夹杂着英语或是不正宗的上海话,小当子也因此打下了些外语基础。
后来她来到了老伊马斯家做保姆,年轻伶俐,干活利索的她,深得老伊马斯欢心,而她也很清楚自己的优势。

小当子每年的农忙时节会回农村的丈夫家帮忙插秧,直到有一次农忙,她回到上海,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自己一个人把孩子偷偷生了下来,并且离开了老伊马斯的家,可孩子因为小儿麻痹症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终身瘫痪了。
走投无路的小当子为了瘫痪的孩子,重新和老伊马斯生活在了一起,而老伊马斯也接受了这个孩子。
1950年小当子生下了沙拉·伊马斯。沙拉有着典型的犹太长相,却说着最标准的上海话,因为父亲在她面前从不说希伯来语,沙拉想:“也许是为了迁就妈妈吧。”
沙拉以为父母是这世上最恩爱的夫妻,父亲宽厚,母亲美丽,可就在沙拉一岁的时候,这个梦被打破了。
沙拉的母亲在沙拉一岁的时候,改嫁给了一个日本留学生,并把瘫痪的哥哥和年幼的沙拉都留给了沙拉的父亲。
母亲的离开无疑给这个家庭造成了严重的心灵打击,沙拉的父亲从那一刻开始,身体情况每日愈下。
在沙拉十岁时,父亲因为高血压出现失语的症状,但凭着父亲的毅力,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仍能强撑运作。
直到沙拉十二岁时,他的父亲在当年四月去世了。沙拉不知道该去哪,此时,久违的母亲出现了,她带着沙拉和自己瘫痪的儿子去了新家。

在新家的沙拉没能继续学业,她开始负责家里的家务。为了获得母亲的夸奖,沙拉会早早起来提着筐去菜市场买菜。
为了能买到更多种类的菜,天资聪颖的沙拉学会了广东话、苏北话、杭州话的“占位”。
沙拉会提前将菜筐放在摊位上,请后面的阿姨、奶奶帮自己看一下。
每当她用对方的家乡话请求时,大多人都会因听到家乡话产生亲切感而愿意帮沙拉,所以她总能买到不错的菜,只为了看到母亲对自己的一个笑容,或者一句表扬。
可母亲的爱,却是有失偏颇的。

沙拉的母亲也许是因为对大儿子的愧疚,有时会刻意苛待其他孩子,以求大儿子活得更好。
比如沙拉早上是有一杯牛奶的,母亲会要求她分一半牛奶给哥哥,沙拉心甘情愿,可她总觉得牛奶的味道有些不对。
一天早上,沙拉看到母亲会特意掀开新到的牛奶,倒出一半留给哥哥,而另一半则会兑水,将牛奶瓶接满后,再把盖子盖上,原封不动地放回去。
沙拉这才明白为什么牛奶的味道总是有些淡。诸如此类生活上的苛责其实不少,但接下来一件事,真是令沙拉对母亲寒心了。

在沙拉长大后,外事办给沙拉安排了工作,并且安排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住所在吴淞路529弄4号,这是属于沙拉的房子,母亲却想让它变成儿子的。
于是,沙拉的母亲让大儿子写了举报信,捏造事实让沙拉多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沙拉因此被下放劳改场,而房子和工作也全丢了。
在劳改场的沙拉并没有灰心丧气,她积极劳动,又写得一手好字,经常会帮忙出黑板报。劳改场里其他人文化水平不高,不会写字。
沙拉就帮他们写家书,因为她的乐于助人和勤劳诚恳,领导将她送去了上海铜厂工作。
沙拉在上海铜厂的工作,是负责将刚做好的铜条,从一条流水线夹到另一条流水线。

兢兢业业的沙拉没有一天迟到、早退,却也因工作繁重让腰落下了病根。
当时没有房子的沙拉为了找到一个住处,在没有了解男方恋爱史的情况下,匆促嫁给了一位姚先生。
前期两人也算柔情蜜意,可新婚燕尔,在沙拉怀孕后,姚先生就消失了,取之而来的是姚先生之前的一位女朋友。
她和沙拉说了很多话,她说:“我的手因为工作时,被冲床冲到,现在只有手掌了。”说罢她展示了自己空空如也的右手,“我也需要他,可他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你肚子里的胎儿还是慎重决定吧。”

沙拉听完这些话,有些沮丧,但这个孩子她是绝不会打掉的,这是与她生死相连的一个小生命,也是她暗淡人生的一个希望,她只想用尽一切保护它。
不久后,沙拉生下了她的大儿子,取名以华,此时的沙拉依旧没有住处,离婚后的她面对嗷嗷待哺的新生命无所适从。
沙拉的母亲来到沙拉身边,以将孩子过继给大伯为条件,帮沙拉照顾这个孩子,窘迫的沙拉同意了。
为了靠近孩子,沙拉选择了与母亲邻家的一位李先生结婚。这位李先生在铜厂附近的聋哑工厂工作,是一名四十来岁的工人,沙拉与他住在一间九平方米的亭子间内,在这里,她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杰瑞。

婚后的李先生脾气暴躁,有时会因沙拉看望以华殴打沙拉,有时会无故殴打杰瑞。杰瑞小名是“灰屁股”,就是因为李先生会打他屁股,一直到笤帚散开。
李先生的禁止看望和暴力,对沙拉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于是,沙拉结束了她的第二段婚姻。
第三段婚姻,是由孩子牵线促成的。沙拉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四川路租下了一套房子,此时的她带着杰瑞独居,不久后,母亲去世,她带回了自己的大儿子以华。
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沙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她竭尽所能地照顾他们,儿子们也乖巧听话。
邻居的庄先生,倾心沙拉已久,为了追到沙拉,他会经常带两个孩子去公园玩,或者带孩子去打电动,做一些父亲能做到的事,两个孩子觉得庄先生是个好人,就请妈妈的朋友拉线,促成这段姻缘。

被前两段婚姻伤害过的沙拉已经单身八年了,对结婚并没有兴趣,但是看到孩子十分喜欢这位叔叔,就答应了。
婚后的庄先生依然对两个孩子很好,沙拉却认为自己和庄先生不合适,所以在生下女儿后,她选择与庄先生离婚。
人生仿佛在和沙拉开玩笑,可不久后沙拉就迎来了一个转机。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沙拉获准回国。
即便当时的以色列因巴以冲突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下,沙拉也想回到她祖辈的故乡,替她的父亲再看一眼故土。
沙拉一回国就得到了总统拉宾的接见,拉宾欢迎了这位从中国第一个返回以色列的犹太后裔,告诉她:“这里会让你感到安心舒适就像你在中国一样。”
作为中以建交后第一个移民以色列的家庭,沙拉和三个孩子还上了报纸。

沙拉被以色列移民局安排到谢莫纳城,一个靠近戈兰高地山脚的边陲小镇,这里虽然有时会有导弹横飞,但也有清晨的鸟鸣和雨后的蘑菇,1993年,沙拉将三个孩子都接了过来。
在充满战乱的以色列,沙拉和孩子经常栖身的地方是防空洞,为了让孩子尽快成长,沙拉会鼓励孩子和以色列的小朋友聊天,顺便学习希伯来语。
都说学习一门语言最好的方法就是造就语言环境,沙拉和孩子就这样在对希伯来语一窍不通的情况下,慢慢熟练起来。
为了生存,沙拉选择卖一些中国的特色小吃,比如春卷、炒面、包子等。考虑到以色列的口味与中国不一样。

沙拉用牛肉末、洋葱加一点茴香做馅料,一个包子卖5元以色列币,折合当时的人民币就是10元,又因为只有他们一家卖包子,一天最少能卖300个。
沙拉的生意越做越好,可她对孩子们依然关心,当孩子放学后,沙拉会收摊,给孩子做饭、洗衣服,而她这样贤惠的母亲行为却受到了她楼下邻居的批评。
她的邻居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们说:“你们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不是废物,怎么不帮你们妈妈的忙?”又对沙拉说:“养而不教妄为母。”沙拉当时十分震惊,“我和我的孩子不够好吗?”
沙拉开始反思自己,“我带着孩子在战火纷飞的以色列生活了下来,我不够好吗?

而我的孩子在战火中依然爱我,依赖我,即使遇到炮火也能镇定乖巧地听我的话,难道还不够好吗?”可沙拉不久后就学到了以色列对孩子的生存教育和有偿机制。
以色列人的生存教育是首位的,沙拉曾经请邻居的一个孩子帮自己考录音带,那个孩子用三个星期把录音带考了回来却转头和沙拉说:“您需要支付我25元。”
沙拉惊讶地问道:“我们不是认识很久了吗?你不能当做是帮我一个忙吗?”
孩子回答:“伊马斯夫人,为了这盘磁带,我来回路费是10元,机器录一下的折旧费还有我为这件事付出的时间,都是金钱。您可以选择支付我25元买回这盒录音带,或者让我将原带和考好的带子一起留下来当做补偿。”就是如此的雁过拔毛,让沙拉也学到了一课。

从那以后沙拉将钱藏了起来,告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我已经没有钱了,为了支付我们家的水、电、煤气费,大家必须要劳动起来!”
她拿出了自己做的春卷让孩子每天上学之前先卖掉60个春卷,所挣的钱都是孩子自己的零花钱。
虽然能多一些零花钱是很好,但主动推销商品并去售卖,总是有些害羞的,当时十三岁的杰瑞为了完成这60个的指标,会用纸包住妈妈给的春卷,到每一家店铺里去请别人品尝,不好吃就不给钱。
这是冒险的,有人会因为品尝了真心给你钱;有人会品尝后不给钱,那杰瑞就要自己垫上了。
还有人会拿着你的春卷丢到门外去,因为你妨碍了他做生意;次数多了之后,杰瑞逐渐丢掉了那份羞耻心,积极地去推销。

有一个玩具店老板娘会每天向杰瑞订五个春卷,可她自己并不吃,她会把这些春卷送给其他人品尝,可见这样积极地去生活,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在以色列是被普遍认可的。
而且,沙拉还提出了有偿机制,这个有偿,并不是指帮忙洗碗奖励孩子两元钱,而是指家庭中需要用钱去购买的服务,孩子们自己完成了,就需要给孩子分成。
比如,这个家现在需要给房子刷漆,请外面的工人来刷漆需要一百元,而孩子们自己完成了,那这一百元就要分给孩子,这是他们应得的。
在培养孩子们的金钱意识的同时也培养了他们自给自足的能力。沙拉和孩子学到了家庭的概念是孩子和母亲共同承担。
老二杰瑞更是将此发挥到淋漓尽致。他每天上学前除了卖掉60个春卷,还会将一些中国特色的小东西比如:檀香扇、筷子、万金油等装在书包里,放学后直接去摆摊。

摆摊结束后杰瑞会把没卖掉的东西收回书包里,然后帮收摊的菜农搬没卖掉的菜,一个小时收费五元。
搬完后,菜农们会挑一些不够漂亮的水果蔬菜送给他,又省下了一笔买菜和水果的钱。
就这样,杰瑞在长大后从事珠宝生意,现在的他把以色列和世界各国的高科技医疗器具带进中国,成为了亿万富豪。
杰瑞感谢母亲的教导,2002年,沙拉一家搬回中国时,杰瑞为母亲在浦东买了一所280平的复式小洋楼,其中的一个房间更是花费了36万元装修。
沙拉将这个房间空出来,告诉每一个来她家做客的女孩:“如果需要帮助,我这里随时有一个房间为你们留着。”也许也是在帮助那时走投无路的自己吧。

选择了回到中国的沙拉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她成为了一个作家,将自己的教育方式写成了书《特别狠心特别爱》。她成为了上海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也成为了政协的一员。
也因此,沙拉和上海和平眼科医院的院长朱莉成为了朋友,她知道有很多小朋友在花儿一样的年纪却得了视网膜母细胞瘤这样的疾病。

还有些小朋友天生眼角膜就缺损,热心肠的她会在周二、周四的时候去医院做志愿者,就这样持续了八年。
而杰瑞也热心公益事业,当他听到母亲谈起某些小朋友因经济原因无法得到很好的治疗时,会找到朱莉阿姨,支付这些孩子接下来治疗所需要的医疗费用。
善心的沙拉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爱陈老师,他们互敬互爱,晚年却甜蜜地像初恋一样。

沙拉曾说自己甘愿做中国大地上一棵努力成长的树,用爱和热血灌溉回报这片土地,看到她如今的选择与热爱,相信她已经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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