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我国的移民管理政策非常严格,退籍只要250元,但再想入籍就如同登天般艰难,如果没有做出突出贡献,放弃了中国籍再想“拿回来”基本上不可能,如今知名的、重新拿到中国国籍的大概就是拿到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先生。
不说入籍,外国人哪怕想拿一张中国“绿卡”都是很难的事情,但即使是有如此严格的移民管理制度,根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报告,我们的外来移民治理还是有着四重隐忧,这些隐患,都意味着什么?

杨振宁
虽然我们不是移民国家,但上下五千年,我们在盛世的时候也接受过不少外来移民,尤其是大唐时,万国来朝,有无数外国人留在长安。
但近代以后,我们经历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而在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更是因为“意识形态”问题长期对我们进行封锁,导致了我们的移民政策日益严格,甚至对外国人进行过一些驱赶。
可在改开之后,我们的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移民问题也就成了我们以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

面对这个问题,最先受到困扰的大概是超级大国美国,毕竟作为全球许多人向往的“天堂”,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而现在更有很多人都想方设法要留在美国,美国的移民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但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似乎并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而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我们执行着严格的移民政策,不管是拿绿卡还是入籍都非常困难;但另一方面,我们对于外国人的“优待”和一些不太公平的管理方法总是受到民众的诟病,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日益宽松的移民政策,又让更多外国人前来中国追逐“中国梦”。

尤其是在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更多合作、发出更多声音之后,全面开放的格局,也让我们吸引着更多的国际人才,数据显示,2017年常住我国大陆的外籍人口已经将近100万人。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涌入我国的各个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等国际大都市。一方面,这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经济乃至文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而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移民群体又在挑战着我国的社会、政治和公共服务体系。
比如国安问题、移民群体与本土居民的矛盾和文化冲突问题,因而如何既享受国际移民的红利,又能够构建完善的移民治理体系,成为了我们新时代的挑战。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如今我们的移民管理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如今,随着我们参与国际化的程度加深,前来我国的外国人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家、老板或者高管了,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纷纷前来学习、工作。
根据复旦大学的研究,目前我国移民呈现出了来源广泛、身份复杂、层次多样、流动性高、异质性强的特点。数据显示,2017年从义乌入境、出境的外商就有50多万人次,涉及到199个国家和地区——这包含了全球绝大部分国家,而其中1.4万常住义乌的外商也分别来自于133个国家和地区。
其实,简单点说,对普通人来说感受最深的就是来华的外国人素质已经层次不齐,“三非”的黑户也越来越多。我们落后的时候,似乎总觉得在中国的外国人懂得都比我们多,但现在我们越来越觉得外国人也只是普通人、甚至还不如“普通人”。
更加复杂、流动性更强的移民情况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就是移民的基本情况更加难以掌握,令我们的社会管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隐患。

我们都知道,我国拥有着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一个方面来看,这种管理制度加强了我国对于基层的控制,也令我们的社会治安更加稳定。对于在国内的外国人,我们曾经也有同样的了解。
例如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一边倒”等外交政策,并通过这些政策方针掌握了外国侨民的情况、清除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特权和残余势力,并清理了许多在国内的外国人或侨民,对其余在国内的外国人也进行了严格的管控。
但如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一部分移民仅仅是在我国进行一段的时间工作或学习,流动性更强;
还有一部分移民有着难民、偷渡者等复杂的身份,增强了我国对于移民的管理难度,也容易导致我国对于移民的管理工作中出现“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的情况。
无疑加大了我国移民工作的管理难度,也增加了我国社会治安管理的难度。

而实际上,难以摸清移民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可能还只是一个“费一些功夫”也能够改善的问题,有另一些问题所造成的的隐患更应该让我们心生警惕,例如不同国家的移民正在形成各自的“小社会”。
人类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天生就懂得亲近同类,移民当然也是如此。对于移民们来说,因为与本地居民的生活习惯、文化等等差异,他们当然天然地会更亲近与自己更相似的本国同胞。在移民数量庞大的城市,移民们的小社会正在形成。
例如在上海的“古北日本人聚居区”、北京的“望京韩国城”、广州的“小北路非洲聚居区”以及青岛的“韩人社区”等等,这些外国人聚居区内有着由移民自己经营的商店、俱乐部,也有着属于他们文化的教堂或者学校等设施,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
其实同国外的华人街一样,这些移民小社会也有着较强的封闭性与排他性,他们不融入我国的社会文化,而是在自己的小社会中,将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移植过来,并形成了一个个特色鲜明的移民群体。

这些移民与我们不同,也不想与我们“求同存异”,只是将自己那一套“生搬硬套”到我们国家,并妄图以此来改变我国的社会管理方式,或是获得一定的优待。
尤其是一些移民将自己的宗教、民族文化带来我国,并希望以宗教、民族传统等理由在我国获得优待或者特殊待遇,对我国的社会秩序和管理方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对我国的社会治理形成了巨大挑战。
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制度上,现在我国的移民管理制度还有许多“制度空白”“管理真空”的方面,可能会成为非法移民、移民犯罪的温床;
在执行上,我国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基层管理人员还对“洋大人”有着“迷信”和“优待”,导致移民们也有了“高人一等”的错觉,更加不把我国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放在眼中,这一切都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非法移民的问题,不仅仅是我国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都能理解人类有着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留在能够让自己过得更好的国家,是每个人的向往。但在现实中,非法移民往往更多的是给国家带来社会治安问题。
非法移民们往往因为身份问题无法获得正式的工作、取得合法收入养家糊口,铤而走险成为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选择。更有一些非法移民原本就是恐怖分子或是外国间谍,他们通过非法途径进入我国,是为了破坏我国的安定团结、取得我国的机密情报,这显然会极大地破坏我国的国家安全。
实际上,全球各国都在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非法移民,但最终都是收效甚微,我们也无法得以幸免。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三非”移民数量逐渐增多,到2011,全国公安机关查处的“三非”外国人就有2万余人次。

而且,外国人在我国违法犯罪的现象也日益增加,走私、贩毒、贩卖人口等有组织犯罪活动也在增加。我们平时时不时能看到外国人在我国贩毒被抓的新闻,便是证明这个问题的一个绝好例子。这还是在我国对“三非”移民查处力度很大的情况下。
资料显示,我国不仅在2013年以后加强了签证查处,还通过房屋租赁强制登记、给予“举报外国人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人以奖励的方式来遏制“三非”移民的发展。
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三非”移民有意与管理部门“打游击”,并不断向大城市周边的三四线小城市转移的情况下,移民管制的难度在日益加强,这意味着“三非”移民对于我国社会的破坏程度也在加强。

我们都知道,法律具有落后性,往往是一个新的问题或者现象发生后一段时间,法律法规才会配套跟上,在移民问题方面也是如此。
从现实生活来看,“权利”或者说“公民权利”的概念已经在全球苏醒,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公民”的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对于在“开放”和“文化开放”的基础上建立“新公民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移民们也开始要求参与更多的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生活。
例如在上海就有“洋居委”,在义乌也有“外籍人士座谈会”,还有更多的外国人商会、团体在我国建立,这无疑是在表明外国人已经更多地参与到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
但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外国人在我国的入境、出境、居留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在不断完善,但对于外国移民应该如何参与我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生活,我国的法律法规要不然就是十分落后、不适应新的情况,要不然就干脆是一片空白。

这导致了外国人在我国的许多行为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或者政府部门按照落后的法规对外国人的活动进行管理已经无法取得实质的效果,这让我国的移民管理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而这一困境的背后,是“无法可依”对我国法治社会建设带来的挑战,也是外国人可能会对我国社会治安、国家安全带来危险的隐患。
总而言之,对于我国来说,日益增加的、日益复杂的外国移民,以及移民们在我国所形成的小社会,无疑是藏着会给我们社会治理、国家安全造成危险的隐患的,同时,这也反映出了我国移民管理制度的落后与不完善,暴露出了我们的移民管理制度亟需调整的问题。
2018年3月,国家移民管理局组建,这标志着我们具有现代化治理水平的国际移民治理体系正式确立,也意味着我们将要发力逐一解决移民管理问题的隐忧,让本地居民和移民都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
在保持一定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六个国家的长期居留或移民难度相对较小。 捷克捷克是德国附近较早提到的移民选择。与繁荣的西欧相比,捷克东欧确实不是太平繁荣时期华人宜居的首选。但捷克不仅拥有历史古都布拉格和境内无数的建筑古迹。除了卖感情,这个国家还被经济学智库定位为世界第八,最新的全球和平指数。捷克共和国常年保持在10名左右,与朋友相对熟悉的日本和新加坡处于同一水平,这对可能发生战争的人来说可能比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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