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护士年薪一般多少（我在澳大利亚做护工”）

尽管工作场所的墙上贴着对种族歧视“zero tolerance”（零容忍）的标语，但王青青也偶尔能收到白人同事这样的评价：“你们黄种人语言都不好，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事发后，她立刻就跟上级进行了投诉，白人同事很快收到了警告，二人的上班班次也被调开，避免碰面。不愉快的歧视经历在她的心中留下了烙印，但不论如何，工作还得继续。

王青青仍记得在医院工作的那段日子，医院要求她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同时要求她像护工一样照料病人的生活起居。

有一次，上层主任喝醉了酒来病房闹事，和王青青发生争吵，甚至辱骂了她的父母，她气不过，第二天去护理部反映情况，得到的却只是这样一句话：“啊，有的人工作风格就是这样子的。”

从那之后，王青青开始计划离职，每天寻觅合适的机会。直到有一天，一名海外留学中介告诉她，海外护工稀缺，急需劳动力填补用人市场。就这样，王青青产生了到海外工作的念头。

身为上海某三甲医院的急诊科护士，王青青的工作看起来稳定且踏实。她工作了七年，考了“护师”职称——扣完五险一金，每月到手的工资，总是雷打不动的5000元。

“在上海，干一年买不起一个平方。”王青青说。

每天在急诊忙里忙外，月薪或许还没有医院楼下停车场看场阿姨的月薪高。每每想到这儿，王青青就觉得很不公平。

更令人疲惫的是，虽然每天都在医院干着治病救人的活儿，但她觉得，自己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不论是医院领导还是病人，他们眼中的“护工”，永远比医生低一等，甚至不属于“医护人员”。

有时，她要为医生的错误行为“背锅”：有一次，一名医生开错了医嘱，病人在护士台大吵大闹，辱骂护士，但等医生一来，立马偃旗息鼓，乖乖配合。

终于有一天，她不想再待下去了，“太累了”。

王青青的首选是法国，因为留学不收费，但父母却因离家太远强烈反对，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在平衡留学国家远近及花销后，她最终决定前往澳洲。

“澳洲那时候算是门槛最低的，只要留学生在银行放20万的定期存款，等签证下来后，就可以解冻这笔钱。”

对她来说，在澳洲做护士意味着“卖方市场”，不会轻易失业，也意味着一年5周年假，10天带薪病假以及20个小时的学习假等福利。

上个月，王青青刚从澳洲辞掉工作飞回上海，打算开启一段长达半年的假期，她完全没有“职场空白期”的焦虑，语气满不在乎，“我无所谓，因为工作很好找。”

不过，“好找”的工作有一定的局限性。

王青青做了近20年的护工及护士，如果继续当护士，她是当之无愧的老前辈，但如果想要转行，做药物研究、医学器械等方向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容易，一些国内的用人单位直言，“你条件挺好，唯一一点，年龄40。”

好在，养老行业是愿意接纳她的避风港。

身在新西兰的小曾常常在小红书上分享做护工的日常|受访者供图

地球的另一端，曾从事过特殊教育行业的96年女孩小曾，也误打误撞地走上了护工这条道路。

2019年11月，小曾幸运地抽中了全国仅1000个名额的新西兰打工度假签证（whv），whv对雅思成绩的要求是5.5分，成绩过关的小曾当机立断买了单程票。

“护工”这个词，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在她的打工度假旅程中。直到一年期的打工度假临近尾声，她希望迅速地入读一个能帮助她在当地稳定下来，同时又能申请学生签证的专业。

此前，小曾曾在深圳、广州等城市从事特殊教育行业，护工专业与她的工作经历比较匹配，成了小曾的第一选择。

跟一年前以最快速度买好机票、飞往新西兰的决策过程相同，这一次，小曾依旧迅速，她在一个月内搞定了雅思考试、专业申请、签证申请等一系列杂事，准备在2021年3月驱车前往奥克兰，入读新西兰教育学院。

搬家当天，她不慎撞到了另一个女孩儿的车，双方都没有受伤，但车辆失去了运行能力。眼看着入学日期在即，奥克兰即将因为疫情封城，当晚10点，她一不做二不休，花了1000多元人民币打车赶往奥克兰，最终总算成功入学。

入学虽然有一些小波折，但毕业后，找工作的过程顺利得“超乎她的想象”。

小曾只投递了现在工作的这家养老院，就毫不费力地通过了面试。她猜测，找工作的顺利程度，或许也与行业有关。

小曾有一位建筑专业的朋友，也在新西兰求职，投递了几百家公司，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在外国朋友面前，她有时会羞于启齿自己的护工工作。但实际上，朋友们并不会把职业分为三六九等，甚至连学历、年纪都不会过问。

做护工只是她存“快钱”的一个方式。

小曾现阶段的目标是：攒一笔钱，然后去环球旅行，找寻真正热爱的工作：

也许是滑雪教练，也许是民宿老板，或者去澳洲打三年工，再重读一个本科，换一份工作。

小曾旅游时拍摄的新西兰|受访者供图

海外护工的从业经历，让小曾能够更坦然地接受人生不同的可能性。外出旅行时，她发现，自己遇到的打工度假伙伴都是30岁左右的年纪，“我觉得我还很年轻，还有五六年的时间可以留在国外。”

2009年，王青青从上海飞往澳洲，就读于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健康科学系，并同步开始进行护工工作。毕业后，她先后参加笔试、操作考试以及英语测试，正式拿到澳洲的注册护士（registered nurse）执照，由护工升为护士进行工作。

升任护士后，她的税后年薪能够达到7万澳币，也就是近34万人民币。如果偶尔加班，年薪则可以达到8.4万-9.1万澳币（约合人民币40万-45万），在澳洲就业市场中属于中等偏上的收入。

与她在国内时的5000元月薪对比，出国后，薪资至少翻了五倍。

良好的待遇通常意味着一定的工作门槛。澳大利亚对护士的要求是：至少在澳洲本科大学读满一年书，并在雅思考试中拿到四个7分，或在oet职业英语考试中获得四个b，才能申请护士注册。

以雅思为例，雅思考试分为听、说、读、写四个部分，每个部分的满分是9分，通常申请海外高校时，高校的雅思平均分要求为6-6.5分，少数要求较高的高校或专业会抬高标准，例如剑桥大学对留学生的雅思要求是7.5分，且各部分小分不低于7，如平均分达标，但一部分的小分不达标，则需重头再来，再考一次。

每场雅思考试的费用大约为1000元人民币，为了拿到7分，王青青考试的次数多到“数不清”。

跨过语言的门槛，工作本身并不困难。她在澳大利亚养老行业从事护工及护士工作，已经10年有余，用她的话说，养老院的工作强度一点儿都不大，“像玩儿一样”。

这里的员工上班时间依据特殊的排班表决定：7:00-11:00、7:00-15:00、13:00-20:00、13:00-22:00......最短的班次是4小时，由于她工作熟练、效率很高，4小时中往往有一半的时间可以休息，另外的50%才是真正的工作时间。

王青青同时兼职于四家养老院，负责药物分发、创伤处理和联系医生转诊。遇到全职同事生病或临时有事等状况，她会被当做“临时救兵”派往其中一家养老院。

与澳洲时差相差3.5小时的新西兰，小曾正供职于大型连锁养老院summeret，帮助老人如厕、洗澡、喂饭、梳头等，从事一些生活照料性质的工作。

和王青青同时周旋于多家机构的境况不同，像小曾这样初入职场不到一年的新人，往往最多服务于1-2家公司。

summerset外观|受访者供图

在新西兰，只需要读一年护工相关专业，就可以拿到最高级别（level 7）的护工工资：时薪28.25纽币，折合人民币126元。按八小时工作制计算，日薪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

summerset是当地有名的高档养老院，老人入住即享有带独立卫浴的单间，以及护工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

养老院配置专业的呼吸机、氧气机，院内还有可供活动的大型草坪、游泳池、咖啡厅、理发处，早晨7点，老人就能享受茶、咖啡、果汁和小吃。除此之外，老人们的院内活动也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唱歌、插画、钓鱼、踢皮球、欣赏音乐、外出郊游......

精致且小资的服务自然要价不菲，通常而言，老人或其家庭需要支付一周1800-2100纽币（约合人民币8000-9500元）才能入住。

如果把目光从大洋洲收回亚洲，护理人员的收入相对“缩水”。

四年前，22岁的思奇从长春一所大学的社会福祉系毕业，进入日本爱媛县松山市的一家养老院。

日本规定，海外护工必须工作三年以上，才能考取专业资格“介护福祉士”，因此，工作的前三年，她的月薪都是16万日元，扣除房租水电，仅剩1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700元）。

思奇在社交软件上将这个收入称为“贫农”状态的收入——据statista数据，2021年日本的人均年收入为317万日元，月薪约为26万日元。

成功通过一年一度的介护福祉士考试后，思奇的月收入总算从16万日元涨至25-2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700-13500元）。

她也下定决心，打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从松山市前往东京，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在日本的四年，思奇遇到过不允许他们说中文的日本领导、会时不时虐待老人的护工同事、脾气大还会泼她一身茶的老太太，但都一一忍了下来。

老太太患有老年痴呆症，今年已经100多岁，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能理解护工在做什么，“属于没法讲道理，也不可能道歉的类型”。

一天早晨，思奇将她抱到轮椅上，蹲下为她穿鞋，谁知老太太突然一巴掌朝着她呼了过来，思奇眼疾手快，身体立刻往后撤了一下，巴掌落在了她的肩膀上。

在一瞬间的怒火后，思奇忽然想到，如果自己的奶奶在一百多岁时还这么有力气，能用力地拍拍她，那么她应该也会感到很幸福。

“没有不累人的工作，做什么都有相应的代价。”

思奇这么想着，拿着底薪，熬过了最初那几年。

正如她所言，每一位护工都清楚，高薪背后，不仅仅是辛苦的体力劳作，还暗含了部分“情感劳动”。

思奇还记得，服务的养老院中，第一次有老人去世的情景。

那是一个早上，她照常去一位老太太的房间换床单，进入房间后，发现房间的窗帘紧闭，老人就那样一动不动地斜躺在床上。这位老人平日里脾气一直不好，思奇想着，“等她醒来再换吧”，悄悄退出了房间。

十几分钟后，在隔壁房间工作的她，忽然听到走廊里匆匆的脚步声，还夹杂着一名女同事的哭声——同事去房间里叫老人洗澡，却发现老人已然失去生命体征。

之后的情节像是电影里的镜头：思奇站在房间外，看着别人给老太太做心肺复苏，女同事看起来受了很大的打击，趴在她的怀里放声痛哭。

“如果我当时喊奶奶起床，给她换床单，发现奶奶去世的人就是我了。”

生老病死，几乎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只是，从衰老至死亡，总是伴随着一幕幕不忍观看的景象。

还有一次，一位老人在前一天去世，第二天，老人的亲属为她送来点心，思奇合上吃了一半的便当，偷偷跑到阳台流泪。

她无数次在下班后打电话给朋友，边打边哭。

思奇害怕衰老，也害怕死亡，害怕不能感受世界，也害怕不能拥抱所爱之人。生命赋予她的，也是即将逝去的，青春、容貌、甚至记忆都会一步步褪去。

但工作四年后，她明显的感受到这种情感在慢慢淡化，她变得麻木、冷漠，甚至显得有些“绝情”。前些日子，妈妈告诉她爷爷生病了，她发现自己也并没有很强烈的情绪波动。

生命的消逝就像风吹起蒲公英一样，无法阻止，只能缅怀。

现在能够挑动她神经的，是一些老人刻在骨子里的歧视。

今年的10月9日，她在长达15个小时的夜班中，跟一名日本大爷大吵了一架。

凌晨3点，大爷在房间摁铃，要求思奇带他去洗手间。其他房间的铃声此起彼伏，帮大爷安置妥当后，思奇想赶快赶去做其他工作，可这时，大爷突然用并不标准的英语说道：“come back, come back（回来，回来）。”

“你要干嘛？”思奇问。

大爷又用英文骂了一句：“chinese go home！（中国人，回家去！）”

思奇气极了，直接吼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吵架后，大爷拼命地摁服务铃，希冀其他的护工能来给予帮衬，思奇上手就关掉了铃的开关，说：“今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值班，你不要再按了，我也不会再来了。”

尽管工作场所的墙上贴着对种族歧视“zero tolerance”（零容忍）的标语，但王青青也偶尔能收到白人同事这样的评价：“你们黄种人语言都不好，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事发后，她立刻就跟上级进行了投诉，白人同事很快收到了警告，二人的上班班次也被调开，避免碰面。不愉快的歧视经历在她的心中留下了烙印，但不论如何，工作还得继续。

圣诞之前，王青青用医用手套为娃娃做了一身衣服|受访者供图

在养老院，有一位她负责照料了两三年的老太太：澳洲人，60岁以上，并无驼背，身子板正，瘦瘦小小，穿着干净清爽，退休前是一名护士。

听起来是一名礼貌且自律的女士，但在王青青的印象里，这位老人总是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她们搭话，由于直肠癌，她的腹部被安上了一个“造口袋”，用于接纳排泄物，她总是三天两头的喊护士帮忙，要换造口袋，或是其他可有可无的小事儿。

王青青说：“但也没办法，因为她态度非常好，你会觉得，其实她也挺可怜的。”

日夜服务的护士也不知道她的家人在哪，或许在国外，也或许根本就没有家人。在王青青照料她的那几年里，只见过老太太的一位朋友来探望她——也是一名老太太。偶尔她们俩会结伴外出散步，但除此之外，她总是孤孤单单的样子。

“我们也总会老去”。

抱着这种想法的年轻人们，一次次重启身为护工的每一天。

（文中均为化名。）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 如是生活l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