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移民中国东北（1945年日本投降后）

据统计，从1914年到1945年，日本向中国东北总共移民达30万人。原籍鹿儿岛和冲绳县的800多个日本开拓团来到哈尔滨方正县建立伊汉通开拓团，他们把炮台山脚下的正郊屯改名为吉兴村，并在此建起开拓团本部。

1945年秋，由于形势不明、处处受阻，亡命途中的日本开拓民在山林里狼奔豕突，无路可走。饥饿、疾病交加，一路上倒毙和自杀的不计其数。10月过后，中国东北的严寒如期而至，在伊汉通开拓团本部吉利村，一万多名日本开拓团员默默地熬着日子，期待被遣返的那一天早早来到。在这个阶段由于寒冷、饥饿等原因出现了大量死亡的现象。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共有40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被中国农民收留和抚养。后来许多日本妇女嫁给中国农民，被日本官方称为“残留夫人”。“残留夫人”们非常意外地发现中国丈夫是那样的善良和气，这让她们非常感激。

在走投无路之际，有很多日本女人为了活命走进了中国家庭，她们的故事令人无限唏嘘。

我的恩与怨

我叫水野百合子，1916年生于日本京都，8岁上学，13岁辍学，14岁给人家哄孩子、做饭，协助卖面条的爸爸维持6口之家的生活。我原本是一个善良的日本贫苦公民，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役下，致使我流落异国他乡，家破人亡，饱受了灾难。要不是中国人民伸出友谊之手，把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拯救出来，我也早就无辜地死去了。

受欺骗来到中国

1939年，也就是我23岁那年，嫁到水野六七家，婚后生了两个女孩。丈夫在一家纺织厂当工人，我仍是给人家哄孩子、做饭，生活极其困难。1942年初，因为日本连年发动战争，国内没有粮食，当时每人每天只配给一升粮，一升粮只够一个人吃两顿的，我家的另一顿饭就得下饭馆了。由于挣钱少，又加上天天下饭馆，生活已到了维持不了的程度，常常是一天要挨一顿饿。

就在这时，日本政府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开拓团，到中国种地求生。他们说：“中国的地可肥了，一捏直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荒山都白白地撂着。我们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

我们听了这些话，心里有些纳闷儿，就拿住家过日子来说吧，你家过穷了，硬去侵占别家的土地，填自己的肚子，这能合乎世间的情理吗？但当时一因饿肚子，二觉得要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大家都过好日子，也很光荣。出于这种心里，我报了名，参加了日本组织的开拓团。

1942年4月25日，我们夫妇携带一个4岁和一个1岁的女儿，同20多户日本同胞一道，来到了中国黑龙江省依兰县天田开拓团。

当我们一走进屯里，我觉得一切都和他们说的不一样。屯中的房子，都是新盖的，四间一栋，每栋住两家。房子是哪来的呢？一打听才知道，都是中国人流血汗给盖的。我们分到的那些油黑油黑的旱田和水田，原本也都是中国人种着的土地，因为我们来，才把他们都撵走了。我们一家分了四五垧地，种不过来，又租给中国人种。用中国人的地，去吃中国人的地租。

我丈夫不会使马，就领了一头牛回来。我们不会种地，就叫中国人来干。粮食可劲儿吃，还都是大米。中国人是不准吃一粒大米的，吃一粒都要被抓起来坐牢。中国人穿的是象麻袋片一样的更生布，配给我们的全是上等的好棉布。

从日本来到中国，我们不但吃饱了肚子，还都成了人上之人。这哪里是帮助中国开发，纯粹是一种坐享其成的野蛮掠夺。

我们担心这种日子不会长久。我开始后悔，不该来到这里，一心想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就是再贫困，心里也坦然。在我极力要回国的一段时间里，接连发生了两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一件就是这年一入冬，天天下大雪，往外一瞅，满山遍野，处处都是白亮亮的一片，天气也冷，冷得伸不出手来。我的4岁的大女儿可能因为水土不服，得了一个尿不下来尿的病，中西医都请到了，也未治好，半月头上就死去了。女儿的死，给我打击很大，我哭得死去活来。所有开拓团的人，都为我失去这个心爱的孩子而痛心，都说：“要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能来呀。”

另一件事情就是在1945年6月间，日本上层统治阶级可能知道自己要垮台，为了作最后的挣扎，在国内外，不分年龄大小大量征兵。我们开拓团的男人全都被征走了，只剩下两个年龄过高的开拓团长。我丈夫也被征走了。

他们这一走，我觉得一切都完了。家家都没了男人，咋过活呀，剩下的女人都抱着孩子泣不成声，说自己是上当受骗了。过不多日子，就听说日本投降了。他们投降了，我们咋办哪？大家都胆战心惊，慌作一团，声嘶力竭地要求团长，想办法帮我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和亲人团聚。

回国途中死里逃生

1945年8月下旬，团长告诉我们说：“依兰以东，大八浪、小八浪的开拓团的人员，都集中到方正县伊汉通码头，等日本军舰来接我们回国。”于是，我们都在两个团长的带领下，向方正奔去。途中，既不让坐车，也不让乘船，更不让和中国人接触。

从依兰到伊汉通码头100多公里路，全得钻山用腿量。这年秋天的天气，也不成全人，差不多天天下雨，大雨停了，下小雨，总也见不到晴天。一钻进深山老林，抬头看不见天日，前行没有道路，被雨淋得湿湿的衣服，让榛柴和树枝刮得破破烂烂，全都遮不住身体了。胳膊和腿上，到处都是条条伤痕，一着雨水，就疼得厉害。

我抱着从日本带来的那个已4岁的女儿，背着在依兰天田开拓团生的将近两岁的儿子，还带着一些衣服。一个女人担了这么多的东西，还能走路吗？走出不远，就要坐下来歇息。晚上看不见道儿，就想坐在树根底下打个盹。蚊子咬，小咬叮，雨还浇着，哪里睡得着，只不过坐在那儿活受罪。

天亮了，胡乱吃点东西，还得往前走。老的老，小的小，又都是女人家，一天只能走上两三公里。实在走不动了，就把东西扔在山上。过了大罗勒密，我们才上了公路，又饿又累，一步也动弹不了。

因为我的孩子多，拖累了大伙赶路，团长让我把孩子扔了。天哪！那是我的亲骨肉啊，怎么忍心呢？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块儿，说什么也不能扔。

团长说：“你扔了，中国人会捡去把他养大的，要带上，影响大家赶路，上不了船，我们就都得死了。”没办法，我只好把4岁的女儿放在道上。可我一起身，女儿便伸着两只小手，拼命地喊着妈妈。我走了几步，心象刀绞似的难受，心疼得我又跑了回去，还要把她抱起来。团长说什么也不允，我怕再让我把儿子也扔了，就顺从了团长。

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对女儿说：“孩子，别怪妈妈无情啊，我这是给你留一条活路，要不咱就都得死了。”就这样，我又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女儿。

大约是10月初，我们来到了方正县。到这一看，全傻眼了，根本就没有谁来接我们，听说船是来过的，但接走的都是日本军队，没人管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这里二吉利开拓团的人，早都走了。没办法，我们就住进了他们留下的空房子。

天头一天比一天冷，为了防寒，我们抱些稻草铺在地上，像猪一样滚在上面。

我没有鞋穿，就用破布缝了一个口袋，套在脚上。饿了便偷偷地到中国人的地里抠土豆，拔萝卜。中国人知道我们都是一些无辜的受害者，就是看见了，也装做没看见，因为他们恨的不是我们，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

一进11月份，大雪便吞门了。我们住在这里的几百人（还有其他开拓团的人)，身上无衣，肚里无食，实在挺不下去了，都要到中国人家里去找吃的，可是团长还是那样的顽固，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出去。这时不知是一种什么传染病，开始蔓延起来。不几天的功夫，大部分孩子都死去了，接着大人也一个一个地往外抬。我和两岁的儿子也都病了，我上吐下泄，孩子连饿带冻，眼睛睁不开，身子瘫软，一点精神头儿也没有了，就等死神来接我们了。

就在我欲哭无泪，欲活无力，眼看就要死去之时，突然来了个名叫李春林的中国小伙子，看年岁不过30，虽然穿得很破，但一搭眼就使你觉得他很亲，老实厚道。他对我说：“怪可怜的，到我家去吧。虽说没有好吃好穿，可总能叫你活下来。”

听了他的话，我不禁眼睛一亮，心里想，有救了。人在难时，多么盼望有这样一位神仙似的人哪！此时，我们的团长，连他自己还不知咋样，也没精神头儿再来管我们了。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意思是说：“水野百合子啊，快走吧，别在这等死了。”我艰难地爬起来，收拾一下破烂东西，抱起病危的儿子，就跟他走了。

死也不忘中国人民的恩情

我有幸来到李春林的家，他家虽然连炕席都没有，但全家人对我的感情就象春天那样令人感到温暖。他们看我那身破烂衣服，都很难过，李春林赶忙跑到亲戚家借来750元钱，给我做了一件棉袄和一条棉裤，还有一件凡士林布的大衫。

我穿上了他们做的衣服，就象妈妈来到我身边那样感到亲切。可是，就在我得救之时，又一件痛心的事降临了。那就是我仅有的这个小男孩儿，病得不成样子了。李家到处借钱，为他诊治。可是，他得的是一种传染病，哪里还能好，都白费了心思。3天头上，就离开了这充满阳光的人世。他是我仅有的一点希望，竟如此地破灭了，我真想大哭一场，可我已没有了眼泪，因为人悲痛到了极点，反而欲哭无声了。我只是两眼直直地，死死地盯住这个死去的孩子。在场的中国人，也都为我这悲惨的命运流出了同情的泪水。

我的病，本来就没有好，再加上过度悲伤，头发晕，眼发黑，一头扎在炕上，再也起不来了，3天3夜没进一点东西。我想我没有死在开拓团，却要死在中国人的家里，真是有点对不住救我的李春林一家呀。不过我又一想，死前能和中国人交上朋友，做鬼也是安然的。万没想到，李春林不惜花钱，到处为我求医诊治，他的母亲日夜精心照料，终于救活了我。

我刚有了一点精神，李春林那位慈祥的母亲就问我想吃点啥？我说：“想吃糖葫芦。”他母亲兜里没有钱，贪黑编草鞋，早上拿到街上去卖，卖了钱，给我买回了糖胡芦。我一面嚼着糖胡芦，一面品味着我的前半生，真是又酸又甜哪！

这时我断定我的丈夫不会活在人间了，我觉得李春林这个人很可爱，我们处得也很好，他虽是个未婚之人，但不嫌我，在我的主动追求下，两厢情愿地结婚了。

结婚之后，他处处平等待我，同情我，体贴我，说我命苦，从不惹我生气，和和气气地过着日子。我们生了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我们都很爱这两个流着两个民族血液的孩子，我感到很幸福。但是，好景不长，不知为什么，我的命运总是伴随着不幸。丈夫37岁那年，因为胃病，医治无效去逝了。

我们刚刚建立起一个美满的家庭，刚刚过上幸福的日子，他就离开了我，今后我还依靠谁呀？我又哭得死去活来的。可是我又一想，人的死活，也不是谁能说了算的，何况我还有那位慈祥的婆婆和两个可爱的孩子，为了不辜负春林，我也得好好地活下去呀。于是，我擦干了眼泪，领着两个孩子同60来岁的婆婆一起过日子。婆婆待我好，我待她也好，日子过得仍是和和顺顺。

1973年，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过去一度不友好的日子从此结束了，两国人民的往来，日益频繁。一天，从日本回来的人告诉我，我的日本丈夫水野六七还健在，已同另一个女人结婚，也生了两个孩子。

我为了看看别离已久的妈妈、姐姐和妹妹，于1973年回到日本京都。姐姐领我去看望我的前夫，相见之时，都很痛心。他向我讲述他离开中国到苏联，经过朝鲜，回到日本的苦难经历。我也给他讲了我在中国人民的帮助下死里逃生的那段经历，我们都潸然泪下。

他的妻子已逝去两个多月，他想叫两个孩子来见见我。可能因为我不是他们的亲妈，所以谁也没来见我。我的前夫哭得泣不成声，要求我留下来。我想，我们都已是重新结过婚的人了，还都有了孩子，我怎么能留下呢？更重要的是，我想我中国的婆婆，是她们母子把我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是她使我懂得了很多人生道理，是她帮我拉扯大了两个孩子。我不能忘了她，也不能没有她，我有责任给她养老送终。找就是死了，也要让我的孩子们，代我报答中国人民对我的恩情。我的姐姐、妹妹，都非常赞成我这发自内心的意愿。我没有在日本久留，很快就返回了我依恋的第二故乡——中国。

到中国家庭的前前后后

勤劳奉仕来到中国

我（铃木五三美）原在本岐阜县惠邦郡大井町高等实科女学读书，毕业后，家庭便发生了急剧变化，哥哥那年21岁，应征去关东军当兵了。家里缺少劳力，父亲再能干，一个人养活6张嘴也够困难的了。

母亲就领我们姐妹去挖野菜、捡柴禾，分担父亲的忧愁。后来，哥哥在部队得了病，部队不但不给治疗，还将他撵了回来。哥哥卧床在家，虽然生活困难，但还得千方百计为他治病，把粮食和配给的布匹都卖了，可治病的钱还不够，全家缺吃少穿，生活困难极了。

在这以前，日本政府就已经开始动员农民去中国当开拓民，这时更是加紧了。因为前线战事吃紧，更需要粮食。1945年4月，我参加勤劳奉仕队来到中国，那年18岁，按理说已是个大姑娘了，可我却生得矮矮的，瘦瘦的，还象个小孩子。政府给的津贴费是6草包大豆（每包50市斤)，期限是6个月。父母舍不得我去，可是这6草包大豆，能使全家活下去。我报了名，就到桦川县公心集读书村报国农场来了。

我们一行有50余人，绝大多数是女孩子，只有五六个男子。正、副团长是男的，一个叫松濑，一个叫宏濑。妇女中，最大的28岁，叫原初子，最小的只有17岁，叫边田和子。象我这样年龄的占大半数。

桦川这地方并不象日本政府宣传的那样好。什么风景美丽，地质肥沃，生活富裕。实际上，这地方很荒凉，几百里见不到人烟，可怕的狼嗥叫人心跳，成天刮的黄毛风令人头疼。恨不得立刻就到期，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6个月本来不长，可对我们来说却渡日如年，刚一踏上这块土地就想回家，我们一日一日地计算着。终于迎来了8月，还有一个月就能回到日本，回到母亲身边了。

不祥之兆

8月10日上午，松濑团长召集我们开会，说：“上级来了命令，叫我们马上启程回国。”并告诉我们从沈家车站乘车奔牡丹江。

听过团长的话，人们的脸都沉下来了，一种不祥之感笼罩了人们的心头。

自1944年以来，许多开拓团里的18岁至45岁的男子都陆续被招入伍，而且都是有去无回。现在让我们回国是什么意思呢？人们在互相猜测，迷惑不解。

特别是最近一些日子，不明国籍的飞机，总在空中飞旋，更加深了我们的猜疑。人们心中似乎在问：是不是日本垮台了？可是谁也不愿意从嘴里说出这样的字眼儿。回国也好，不回国也好，总得随着人家走吧，但使我犯愁的是我的东西。

到开拓团来时，团部发给我们每人一套行李，我自从家带来一柳条包衣服，要上路还得带一背兜干粮，加在一起能有百十来斤。团长说行李用车拉，这柳条包、背兜该咋办？团长说：“能拿动的东西先带着，拿不动的先放这儿，等到了火车站，再用车回来取。”人们便把拿不动的东西堆放在一个屋里，并在门上加了一把锁。

三辆车拉行李，年小体弱的坐在车上，身强力壮的在车后步行，我个小又瘦弱，自然在照顾之列。我们走了小半天，才到沈家站。

沈家站是个小站，站前是个广场，很宽很大。广场上早挤满了人，都是各地的开拓民，有大八浪、小八浪、七部落等开拓团的，大约有几千人。站内停有一列火车，车窗车门都紧紧地关着。

我们坐在广场的一角休息，等待团长的命令。团长与其他团长商量后，回来对我们说：“不能坐这趟车走，快奔依兰！”

我们又回到了读书开拓团。刚回到家，只见我们放东西的屋子已被人砸开，东西几乎全丢了，箱子空着，狼藉满地。大部分人都心疼地哭了。

年纪大的安慰我们说：“丢就丢了吧，哭也没有用。”

我哭着说：“哭是没用，可我穿什么呀！？”

我们吃完晚饭后躺下休息，一闭眼就进入了梦乡。约摸是半夜时刻，从远方传来哭叫的声音。我们女孩子吓得抱着被直钻旯旮，男人胆大，爬到围墙上看。虽然夜色浓，但声音很清楚，是从1里之内的洋犁后屯传来的。他们回来却说：“别怕，别怕，离这很远呢。”这时，团部来了电话，叫我们马上到团部集合。

我们的团长松濑率领着我们来到了团部。

读书开拓团的团长叫山口，是个50多岁的老头儿，他叫我们住在一个仓库里，仓库早已住了好几百口人。山口说：“先吃饭，等会儿和大八浪开拓团一块儿走。”

我们做好饭吃完，天已亮了，大八浪开拓团的人真到了。团长们又开了一个会。午间，我们向依兰出发。

一片恐怖气氛

去依兰有大路，但我们不敢走，我们走的都是虎狼出没的山路。山路崎岖，车马不能走，只好把车马丢掉，车上的行李也丢掉了。为此，我们曾痛哭一场。但那有什么办法？连自己的两条腿都拿不动，怎么顾得了那些东西呢?

团长鼓励我们说：“咬咬牙，到牡丹江就好了。”

我们晓行夜宿，时间抓得很紧，困了，蹲在背风的地方眯一觉，饿了，抓把干粮吃。至于休息，也是暂短的，刚坐下，眼皮还没合上，团长就喊走了。

白天还好过，夜晚实在难熬。野狼时常发出“嗷、嗷”的嗥叫声，吓得大家蹲在地上不敢起来。一天夜里又遇上了狼群，团长说：“不要怕，我们人多，狼不敢过来。”

可是人们蹲在地上谁也不肯起来。

“那么就在这里休息吧！”团长无可奈何地说。

于是我们不走了，都找避风的地方去睡。这里的蚊子既大又凶，咬得人浑身都是大包，但我们实在太疲劳了，它叮它的，我们睡我们的。突然，一只大蚊子将我叮醒，在我睁眼打蚊子的时候，见几点鬼火，在前边坟地上忽闪忽闪直跳。这时有人喊：“鬼火！”听到喊声，人们都惊醒了。一种恐怖的气氛又向我袭来。我再也睡不着了，瞪着眼，直到天明，鬼火与蚊子才消失。

“这回该走了吧？”团长问大家。

其实，说是走不如说是挪，两条腿象灌子铅，落下来半天才能抬起来。前面有座小山拦住了去路。我们走上山坡，一个眼尖的女孩子喊：“山上有人！”

我们停下来一看，山上确实有几个人，并且手里都拿着枪。

团长说：“可能碰见了土匪。大家就地休息，准备好力量晚间过山。”

我们在一个峡谷里，整整睡了半天，当被叫醒的时候，已是星斗满天了。但是谁都没睡够，都在想如果能睡上三天三夜多好。

“一个拉着一个，谁也不准掉队，谁也不准把谁扔下。”团长命令道。

这山虽然不大，却很陡，山上没有树木，光秃秃的，一点抓手都没有。

我们一个人牵着一个人的手，爬呀爬呀，石头又光又滑，跌倒了被拽起来，拽起来又跌倒，有的跌倒就睡着了，得使劲硬摇醒她。上山难，下山更难，走吧，站不住脚，往下滑吧，石头还扎，只好连滚带爬，总算过了那座山。脚扎烂了，大腿碰坏了，大家互相搀扶着向前走。

下午到了太平镇。团长看大家太累了，就准备在这里休息半天一宿，并说：“七八天没吃着饭了，我去弄点米，大家好好吃一顿。”

不久，不知团长从哪儿弄来半袋大米，叫我和两个女孩子做饭。饭刚开锅，有两个日本老头慌慌张张地从院外跑进来，一口连声地说：“不好了，不好了。”大家看他们那种惊慌的样子，

一齐围过去问：“咋回事？”他们说他们上院外解手，看见十多个拿枪的人，向这里走来。团长说：“饭别吃了，我们可能遇见土匪了。”就这样，我们连饭都没吃，就急忙走了。

落脚吉兴

我们走了十多天，才到牡丹江。

牡丹江江面不宽，但流急水深。此地除了我们读书开拓团外，还有大八浪开拓团来的，总共有好几百人，都聚集在牡丹江北岸。我们过江只有一只小船，一次能摆五六个人，整整用了一天时间，这几百人才全部到了牡丹江南岸。

到依兰城下，当局不让进城。我们只好绕城而过，奔向大罗勒密，然后穿过山，到方正已经是9月初了。

在方正南门，我们碰见了五六个苏联军人，他们把我们放进城去，关上城门，命令我们排成队。一个会日语的军人给我们训话，时间很短，内容大意是，日本政府已经无条件投降，你们亡国了。

听到日本亡国，我们都哭了。现在回想起来很可笑，不过那时被灌输的都是天皇法西斯主义思想，难怪我们会难过。

苏联军人叫人给我们做饭，吃完饭在南门里住了一宿，第二天领我们到东门去住。

这时，我们一无所有，连拎干粮的包也没了，一身破衣服，一双赤脚。由于长时间没脱衣服，生了满身虱子。

在东门外住了一宿，苏军又把我们送到五班。在五班住了五六天，又叫我们到吉兴去。

在吉兴，我们50多个年轻姑娘住在教室里。这教室很狭窄，睡两排，头冲墙，脚对脚，中间还走不过一个人来。我们没有行李，睡觉冻得浑身打哆嗦。

在这儿时，由方正县维持会供应一些吃的，主食是大黄米和苞米粒子。这些吃的，得到伊汉通去背。我去过两次，每次背10余斤，不过，数量不足。大黄米得熬粥喝，苞米粒子烀着吃。开始给盐，后来盐也没有了。9、10月份尚有粮维持活命，11月份就颗粒全无了。

边田和子之死

1945年旧历十二月初十，我的好友边田和子离开了人世。

边田和子比我小一岁，当年17，可她的个头比我高，身体比我结实，我们两家是邻居。她家人口很多，父亲又有病，脖子上生了个大瘤子，干不了活，其他姊妹又小，所以生活相当困难。边田和子与我一起上小学，小学毕业，她就辍学了。

我们来到开拓团后，象亲姐妹一样，白天形影不离，晚间睡觉挨着。她性格开朗，爱说笑，似乎愁事总遇不着她。

在我们逃难爬山的时候，她拽着我说：“姐姐，爬过这座山，不就见到妈妈了吗？”在我们露宿草地蚊虫叮咬的时候，人们都叫苦，她却开怀大笑说：“来吧！尝尝日本姑娘的肉是什么滋味！”

自进腊月之后，吃的渐渐不够，屋子又冷，结的霜如白腊一般，她再也没有精神说笑了，一天到晚蔫头巴脑，每当我劝她时，她都摇摇头苦笑着说：“看来，我们得死在中国了。”

有一天，边田和子病倒了，不吃不喝，浑身滚烫，说着胡话。我以为她是感冒，就把秋天攒的稻粒儿倒出来，碾掉皮，用钢盔盛点雪水，给她熬粥喝。她很刚强，挺着喝了两口，第三却咽不进去了。我看着她病成这个样子，心里很难过。

“水！水！”睡到半夜，边田叫喊起来。

我从梦中惊醒，揉着睡眼问她：“你要什么？”

“水，水，水呀！”她一个劲儿地喊。

我到屋外，找到一个铁罐头盒子，到雪堆上舀了一下子雪，放到怀里把雪融化成水。我扶着她的头，将水给她灌下去，她还边喝边叫：“水，水，水！”看着她那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哭了，哭着哭着，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一觉睡到大天亮。

我醒后问边田和子：“和子，你好些了吗？”可是边田没有回答。

我想她一定还在昏迷，就将手插进她的内衣，一摸冰凉。

“她咋这么凉呀！”我惊叫起来。

人们听了我的喊叫，全都围了过来。比我大些的姑娘看看边田和子说：“怕是没气了吧？”

我把手放在她的鼻孔处一试，一点气也没有，我不觉失声痛哭起来。

人们将她抬到屋外，埋在道边的雪堆里。

到最后，我们50多人，只剩下了30几个。

中国人值得信任

整个吉兴，人死得数不清。我们没死的人，身上没有一丝棉，肚里没有一粒米，我们的前途恐怕也只有死亡。

善良的中国人成群结队地来到我们这里，接我们到他们家庭去。虽然我们语言不通，可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他们对我们充涯了怜悯和同情。

天门乡有个郭贞，是伪满国高学生，粗通一些日语。他来到这里与我们交谈，虽然是用的“协和话”，但比打手势强得多。

郭贞说：“你们无吃无穿，用不了几天就得活活饿死。到我们中国家庭来吧，先逃条活命，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回日本去。”

尽管他这么说，可大家心里不托底。日本统治东北14年，对中国人干尽了坏事，我们虽然没残害过中国人，可毕竟是日本人呀，我们去中国家庭，中国人要报复我们咋办？大家嘁嘁喳喳，顾虑重重。

这时，我们中年龄最大的原初子对大家说：“我先去看看，如果中国人对咱们好，我给你们写信，接到信再去。”然后对郭贞说：“我先跟你去看看，好了大家都去。不过，在此期间不能叫她们饿死。”

郭贞说：“那好办，我给她们送一袋子大米，一爬犁柴禾。”

原初子跟郭贞到天门去了。郭贞真守信用，给我们送来了米和柴。

隔有两三天，郭贞又来了，拿着原初子的信。信上大意说：她与郭贞的二哥郭森组成了家庭。郭森对她很好，根本不拿她当日本人待。她信中告诉我们，你们可以放心到中国家庭来。中国人老实厚道，心眼好，值得信任。

大家一看，都想跟郭贞去。然而只有一张爬犁，天门离这又远，拉不了那么多人，只有熊谷小夜子、麦斗、上会和田口正子去了，我们只好在这里默默地等待。

到中国家庭去

旧历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个日本老太太到我们屋里来，后面跟着两个中国老头儿。两个老头儿，都是农民打扮，狗皮帽子，猪皮靰鞡，一身旧棉袍，腰系麻绳。一个叫韩忠庭，是我后来的养父；一个叫赵申悦，是后来方正县委书记赵金铭的父亲。

我们这屋死的死，走的走，只剩我们五六个人了。在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与表姐早川文江正做午饭，煮的是郭贞给我们送来的大米。

两位老人挟着棉袍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姐俩，一声不吱。日本老太太对我们说：“他们也是天门来的，你们姐俩儿跟他们去吧，剩下的柴米留给没走的用。”

我们早就盼望这一天，表姐向我点了点头，我也同意了。

两位老人从兜里掏出50元钱递给日本老太太，日本老太太把钱分给了没走的人。

没走的几个姐妹，把我送上车洒泪告别。两位老人给我们穿上了棉袍。车到方正，天快黑了，两位老人领我们到一家药铺吃饭。这家药铺是养父的亲戚开的。吃完饭，我们便上车走了。

那天，天很黑，风卷着雪呼呼狂啸，怪吓人的。走到会发这边，突然前面射来两束汽车灯光。两位老人叫住车老板，把他们穿的破旧的棉袍盖在我们身上，用手死死地捺着我们，意思是不准动。我们便在棉袍下一动也不敢动。

汽车的马达声越来越近，突然一阵风夹杂着呼呼响声，从我们身边掠过，汽车开过去了，马车停了下来，两位老人把棉袍从我们身上拿下来，向我们比划“大鼻子”，意思是苏联军人过去了。

离会发不远，我们就望见了一片灯火。“天呀，好容易看到了人家！”我悄声对表姐说。表姐捏着我的手，摇了摇，意思是不叫我说话。

到了会发，我们在一家门前站下来了，养父先进屋。不一会儿，一大群人迎了出来。后来才知道，来的人中，有伯父、伯母、3个哥哥、3个嫂子。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拉拉扯扯，推推拥拥，把我们让到屋里。

养父家有三间房，我们进入西屋，西屋有南北两铺炕，把我们姐俩让到北炕，伯父陪养父坐在南炕。他们说说唠唠很亲热，说什么我们不懂，但从他们眼神和表情上看，说的都是有关我们的事。

不一会儿，放上桌子，嫂子们给我们端来一大盘子豆包，还有两碟咸菜。嫂子们比划比划我们的嘴，又摸摸我们的肚子。我们明白了，这是叫我们多吃点。我点点头，她们都笑了。

伯父的大儿子叫韩世龙，他们夫妇结婚多年不生育，大嫂相中了我，就怂恿大哥叫我给他们当姑娘。

大哥是伪满国高毕业，粗通日语，他对我说：“我已经30多岁了，无儿无女，你给我们当姑娘吧。”

我没有回绝，向养父打手势，养父也向我打手势，意思是你自己做主。我当时拒绝了。

大哥很不高兴，第二天临走时，他有些烦躁了，再三强调我必须做他的女儿。我左右为难答，应吧，我不愿意；不答应吧，辜负了人家一片好心，我便采取了一个缓兵计，我说：“表姐上南天门，她远离家乡，跟前只有我一个亲人，不管怎么样，我要把她送走，送到南天门，我就跟车回来。”

为了取信于他，我们把姑娘家用的小手巾包扔下做抵押。实心的韩大哥，把我放走了。临上车时，他还拉着我的手说：“反正你是我的姑娘了。”

是我骗了他，我虽然没有成为他的女儿，却成了他的妹妹，以后我们来往很频繁，嫂子对我很好，既象对妹妹，又象对女儿。后来大哥终于要了个日本姑娘做女儿。

伯母是个慈祥的老太太，拉着我们的手，端样着我们。见我们脚上穿的是自编的草托拉，连连叹息，伸手把它脱掉，然后拿出两双蒲草编的草鞋给我们穿上。

吃完早饭，我们又坐上了车，韩家人把我们送得很远很远。在我到会发屯头的时候，我回头看见，大哥和伯母还在当街向我们张望呢。

养母

到天门，表姐早川文江与赵树春结了婚，我到了韩家，韩忠庭夫妇做了我的养父养母，给我取名叫韩世芹。

养父养母是关里人，关里习惯把父母叫爹叫娘。按惯例，我该叫养父养母爹娘，可是养母却不准我这么叫，让我叫她大娘，叫养父犬爷。

养母生了好几个男孩，到我去她家时，只站下了一个弟弟，其他两个全是姑娘。养母说都是丫头命硬克的，便不准那两个姐妹叫她们爹娘，而让叫叔叔、婶子。更何况我还有个毛病，睡觉咬牙。

迷信人有句口头禅：男的咬牙恨家不起，女的咬牙恨爹妈不死。

养母说我的命比姐姐妹妹的还硬，连叫叔叔婶子的资格都没有，只好叫他们大爷、大娘了。

大娘并没因我命硬而另眼相待，对我比亲闺女还亲，她安慰我说：“别上火，谁愿意抛家舍业上我们这儿来，还不是逼的？养好身板，好回去见你爹娘。”

我在吉兴一冬，心火很大，一到大娘家就开始闹眼睛。眼皮肿老厚，睁不开眼睛，眼中又辣又疼，眼屎糊了一大圈，疼得我睡不着觉。大娘给我买药，请中医吃清火药，用热手巾熥。一开春，大娘为了叫我散火，就叫大爷套上车拉着我们到飞机场捡柴禾。大娘说，别老在家憋着，散散心就好了。大娘真是个好医生，我的眼睛不久就好了。

大娘说：“我得把你‘枷管’过来，不然你妈有一天见着你的时候，你不会缝不会剪，会笑话我这个中国当娘的。”她一开始教我补袄，后来教我纳鞋底，这是基本功，再以后就是裁裁剪剪。我心挺灵，一学就会，大娘满心喜欢。

不过大娘对我也很严厉，曾经骂过我。中国有个老风俗，女人不准到大街上走，或站着或观望什么，说这样是伤风败俗，大娘也有这种封建思想。大娘对我很好，说实话，再好也想亲娘。

有时我闷得慌，就到大街上走一走，叫大娘知道了就发起火来，把我叫去大骂一顿，我当面没敢哭，之后躲到厕所里大哭了一顿。我在厕所哭被她发现了，以后就没有再骂我，却拽着我的手说：“世芹啊，都是大娘脾气不好。不过大娘是教你做个正经人呀！”

一句话说出了大娘的苦心，我深受感动，抱着大娘失声痛哭起来。

1947年，快过春节了，大娘对我说：“你21了，该嫁人了。”

在韩家这几年，我曾想到过我的归宿问题。那时中日关系恶化，回日本回不去。大娘对我再好，也不能没有个家呀。听大娘一说，我红着脸低下了头。

大娘托尹大牙向前院阴家说媒。阴家有个儿子，就是我现在的老伴阴法仁。阴法仁的父母都同意，可老阴说：“两国人语言不通。”

大娘一听火了，抛开媒人亲自找阴法仁，她对老阴说：“世芹在我家这几年我品透了，是个好姑娘。你不要，后悔药没处买”

老阴见大娘情词恳切就答应了。我们于当年十月初五结了婚。

婚前，大娘的哥哥找她说：“世芹在你家两三年，都是你们养活的，如今嫁人了，该把花在她身上的钱要回来。”

大娘一听火了，她说：“你叫我卖姑娘吗？我们家的事不许你掺合！”哥俩儿因为这件事吵了起来。后来，大舅灰溜溜地走了。

我结婚时，大娘家因在土改中被斗（后划为中农），家里什么也没有，但她还是做了4双布鞋，做为当娘的给女儿的嫁妆。

贫贱夫妻

老阴上有父母，下有两个弟弟，父母都50多岁，弟弟才10儿岁。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

公婆对我很好，犹如亲生女儿。老阴性子直，心眼儿好，对我体贴入微，虽然生活不太充裕，但很幸福。婚后不久老阴去当兵，临走嘱咐我好好侍奉老人。老阴当了两年兵，这两年我按老阴的嘱咐，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1949年，老阴从部队转业，公婆就说：“咱们回山东吧。”

原来在山东，老阴家还有4间房子，8亩地，公婆特别惦记的是在山东家还有两个亲生女儿。在天门这儿生活很好，我是移民哥，可是公婆态度很坚决，说：“回山东家！不能把这把老骨头扔在东北。”于是我们把家搬回山东老家肥城县张里庄。

回到山东，生活可就困难了。8亩地是祖宗留下的，但地板不好，年头又不济，干侍弄不打粮。同时地又少，用不了这么多人。两个弟弟种地，老阴出外揽活干。他给粮库推粮食，一架独.轮车，从张里庄到泰山，18里地，一天一个来回。我在家纺纱织布，操持家务。我们一家人虽然这样拼命干，一年还是吃不上穿不上。

我与老阴合计：“不如回东北吧。”老阴与公婆一说，公婆也同意了。

1952年11月，老阴回到了天门，他写信告诉我，他在开煎饼铺，来年开春就种地，叫我忍着点，秋后就来接我们。这时，我们的大女儿已经两岁了。

1953年9月，我们回到了阔别三载的天门街。这次回来不是老阴接回的，也不是老阴寄钱叫回来的，是养母给我邮的路费。

她写信说：“你赶快回来吧，与姑爷一块儿干！”

我与老阴夏天种菜，冬天摊煎饼，我在地里侍弄菜，他担着去卖；摊煎饼他拉磨，我摊我卖。虽然辛苦点，但逐渐有了些积蓄，不到一年，我们就盖了两间草房。

我不能离开中国

1950年，我收到了母亲从日本国寄来的信，信中说，她从回国的人那里打听到我还活着，并且落脚到南天门。她说她很想我，希望我赶快回去，并说要回去，只要到哈尔滨红十字会办手续就可以了。

我与母亲分别已经5年多了，每时每刻都在想念母亲。接到信后，我恨不得生出双翅飞到母亲身边。可是，当我冷静下来一考虑，我不能回去。我要回去，自然不能带着丈夫回去，大女儿是我的亲骨肉，带着吧，老阴不能同意，扔下吧，又舍不得。这些事老阴是不知道的，因为信是用日文写的，但是母亲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禁不住刺激。我写信哄她说：“在适当的时候，一定回到母亲身边。”

1966年，母亲给我邮来两万日元和回国手续，丈夫老阴为我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我于11月回日本探亲。这时我已经是5个孩子的妈妈了。

我领着我的小女儿，经香港到达日本。我们这次日本之行，来回一共7个半月，路上就用了45天，在日本与父母团聚了6个月。

在这6个月中，我很幸福。父亲说：“你回来就别走了，如果要走，等我死了再走！”

在我们铃木家，父亲是最高权威，他说的话，谁也不能反对，更何况他说得有理。他说：“你的哥哥、弟弟、妹妹都离开我们了，我与你妈妈生活得很孤独，日日夜夜都在想你。”

对于父亲的挽留，我不敢说什么，只是说：“你与母亲看着办吧。”

父亲不在的时候，母亲问我：“你真不想回去了吗？”

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抹眼泪。母亲拽着我的手说：“明白了。”

母亲对父亲说：“咱们惦记她一个，不能叫她惦记5个。”

父亲听后，眼圈红了，连连说：“是呀，不能叫她惦记5个。”

1977年，我随寻亲代表团第二次回日本，路费由中国政府负担，由北京机场起飞，儿个小时就到了日本。

一见面，父亲就说：“这回回来该不走了吧？”我没有回答。

这一回又住了6个月，临走时父亲说啥也不叫走。他说：“这回中日邦交已经正常化，你可以叫女婿、外孙们到日本定居嘛。”母亲也支持父亲的意见。

我说：“等我养母去世，我与老阴一定回来侍候您们。”

对女儿的心，母亲是最理解的，她对父亲说：“叫她回去吧，怎么能够叫她扔下养母呢？！”

1978年5月，我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丈夫、养母和女儿们的身边。

我不能回日本定居，如果去日本，也只能是走亲戚。（玄照发整理）

铃木五三美和她的中国丈夫阴法仁

世代难忘活命恩

1939年秋，我家（大浦孝子）受日本政府的诱骗，到中国东北桦川县公心集开拓团当开拓民。1945年7月，父亲应征入伍，给帝国主义者当炮灰去了。8月12日母亲领着我们兄弟5人，从桦川起身，随大队“回国”，9月5日抵达方正。到方正后不能再走了，便落脚在伊汉通乡的吉兴村。

吉兴村当时是日本伊汉通开拓团的团部。开拓民们在此过了一秋一冬。饥饿、疾病、严寒的魔爪紧紧扼住了我们的咽喉，大批的妇女、儿童、老人相继死去。我家也和其他开拓民家庭一样，承受了这场灭顶之灾。

在吉兴，一个屯子就聚居3000多开拓民，房子又少，都是几家或几十家挤在一个屋子里。先来的能住进屋子里，后来的挤不进屋子就在路边、屯旁盖地窑子。屋子虽然寒冷，四壁尚能挡风遮雨，可地窖子潮湿阴冷，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小风。

我家很幸运，因为来得早，有间屋子住。我们住的这间屋子很大，是装东西的仓库，一家一堆，住了20多家。屋子阴暗寒冷，对面的人彼此鼻眼都看不清楚。屋里没有炕，人们就睡在水泥地上。刚来的时候，屋里就凉嗖嗖的，一到冬天更是嘎巴嘎巴冷。窗户用草团子塞着，四壁结了厚厚的冰霜。我们的行李、衣服在逃难的路上都丢掉了，到了冬天还穿着单衣服。吃的更艰难，开头几个月，还能领到少量的稻子吃，那还是炮台山的苏联军队给的。我们把稻子用铁碗捣去皮，用日军丢下的钢盔熬粥，尽管量给得少，但可以活命，后来便一点吃的都没有了。有一定积蓄的人家，或用钱，或用物买东西吃，有的人家饿的没法，就跟中国人去了。

当时跟中国人去的，大部分是利手利脚的妇女。至于那些没积蓄，而又有家庭拖累的人，只好挺着饿死、冻死和病死。我们家就是属于这一种类型的；在日本，我们原籍在三重县。父亲在一家纺织工厂当工人。那个时候，我家6口人，靠父亲挣钱生活，生活很困难。在三重县生活维持不下去了，就迁到长野县乡下种地，以为自已种地能吃饱肚子，没想到在长野与在三重一样，照旧还是吃不上穿不上。正当这时日本政府动员当地农民到中国去“开拓”，我家就这样应召来到中国。在开拓团比在日本国内生活好些，有吃有穿，年吃年用，但没有一点积蓄。所以，现在不发放粮食，我们只好干挺着等死。

母亲那年45岁，如果到中国家庭去当然可以，不过她带我们4个孩子，哥哥17，我15，弟弟12，妹妹13（开始母亲还怀抱一个小弟弟，后来死在逃难的路上）。这样5张嘴谁能养活得了呀。我们只有象干车辙沟里的泥鳅一样等着死了。

在我们奄奄待毙的时候，来了一位好心人，她名叫世本，50多岁，是我们在公心集时的邻居，人家都尊姓她为世本老太。

她来的时候住在这里，后来跟一个中国老头去了。

世本老太对母亲说：“要活着必须到中国家庭去。可你一帮孩子咋办？不过也不能挺死呀！我看不如把孝子给人吧，当姑娘也好，当媳妇也好，她逃条活命，再管他们要点吃的，等春暖花开好回日本。”

母亲听了很难过，就说：“孝子才15呀，我怎么狠心卖了她。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起吧！”

世本老太说：“你太糊涂了，都死在这儿，你能对得起她父亲吗？”

母亲只是哭，哥哥这时正在生病，整日昏迷不醒。我一想，如果我做出牺牲，向来人要粮要钱，哥哥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全家人也能活下来。我就对世本老太说：“只要能给钱、给粮，我可以到中国家庭去。”

世本老太抹着眼泪说：“还是孝子懂事。”

第二天，世本老太领来个年轻人，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他高高的个子，很文静，似乎还有些学问。和他一比，我显得矮矮的，可能只到他腋下。天呵，要我做他的媳妇太可怕了。我低下头一声也不吱。

世本老太首先开口说：“这位先生的哥哥是我的邻居，他昨天到哥哥家串门，我便把你们的困难情况对他说了，他很同情你们。”

接着这位先生开口了，出我意料，他竟用日语讲话。他说：“我家4口人，生活不太充裕，我想帮助你们全家，可是力不从心。世本老太说有个孝子姑娘，很聪明，我准备认她做妹妹，不知你们同意不同意？”

做妹妹，自然比做媳妇强，但我不相信他讲的话是真的。当时我想，不管做什么，只要母亲、哥哥能活下来也值得，便点点头说：“可以，不过得给我母亲弄点米糊口，给哥哥弄点钱治病。”

他说：“可以。”临走，他告诉我，他叫张和，家在黑河口住。

第二天，张和哥哥来了。他赶来一辆马车，车上拉了一麻袋大米。老板子帮张和哥哥将大米搬到屋里，张和哥哥又给母亲30元钱。他对母亲说：“大婶，你们先挺着点，来年春暖花开来接你。”

临行前母亲拽着我久久不放开，哭着说：“听哥哥的话，天气一暖和我就去找你。”

我相信妈妈的话，也相信这位哥哥的话，不过妈妈能活到春天吗？在这生离死别之际，我再也忍不住了，抱着妈妈失声痛哭起来。

张和哥哥劝我们母女说：“别太伤心了，我一定象待亲妹妹那样对待孝子。”

张和哥哥用被把我包上，放在车上，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方正街。在车上，虽然四周寒风凛冽，几个月来刚刚尝到一丝温暖的我，暂时忘记了离别之苦，渐渐地进入了梦乡。如果不是张和哥哥唤醒我，我怕要一直睡下去的。

张和哥哥把我领到他哥哥张千家。

张千嫂子是位挺和善的人，她见我穿了一秋一冬的单衣，已经生满了虱子，就叫我脱下来，放在灶坑里烧了，又给我换上她女儿穿过的棉衣服。还照着我的脚编了一双又暖和又轻便的大草鞋。

我是移民哥，母亲叫我把头发全剪掉了，这时候能有寸把长，里面也有虱子，不过比起衣服上的虱子少得多。嫂子为我洗头、篦虱。我看见水盆里漂着一层虱子，脸羞得通红，同时也感到温暖幸福，只有我母亲才对我这样好。不过当时我想，她这样做不是对我好，而是为了她小叔子。

来的时候，张和哥哥说住几天再走，叫我恢复恢复体力，怕我禁不住到黑河口几十里地的颠簸。住了3天，张和哥哥张罗走，可是出了岔头。方正县的保安队与通河县的保安队打起来了，鸣枪放炮，弄得人心慌慌，城里四门紧闭，谁也不让出城。

张和哥哥说：“别着忙，消停消停再走。”我们一直在方正呆了11天，第12天头上，张和哥哥雇了辆马车，将我拉到了黑河口。

到张和哥哥家一看，不是做媳妇，真是当妹妹。他一家4口人，妻子很贤淑，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活泼可爱。这时，我才意识到，中国人不但善良，而且是讲信义的。张家兄嫂对我亲如手足，给我起了个中国名子叫张淑珍。从此，在黑河口多了一个张淑珍。

女儿与母亲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更何况他们正处在危难之中。我想妈妈，也想哥哥、弟弟和妹妹，但又去不了，便常常偷偷地哭。

在我到黑河口十来天的时候，张千哥哥来了。他说他惦记我母亲，就去吉兴看了她一次，说她很好，哥哥的病也好了。

我人小心眼实，以为是真的。心中祈祷着：“只要能活着，活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就能见到妈妈了。”

母亲还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上说：“孝子呀，你从没离开过妈妈，现在你离开了，就把兄嫂当做妈妈吧，听兄嫂的话，好好干活，别想我们。转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去找你。”

简简单单几句话，一颗慈母心。我捧着信哭了，张家哥哥低头叹气，张家嫂子和对面屋边家嫂子也陪着我掉泪，都说我命苦。

春暖花开，我盼呀，盼了一年又一年，也没见母亲来找我。

不过信是母亲的心，见信如见母亲，我想母亲就掏出信来读，久而久之，信已磨成碎片片。时光虽然已经流逝了40多个春秋，信上的话，字字句句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转年春天，张和哥哥告诉我，他去接母亲，我很高兴。张和哥哥去了3天，我3天没合眼。

第三天晚上张和哥哥回来了，母亲他们却没有来。张和哥哥神情沮丧地说：“吉兴那儿已经没有人了，你们住的大房子里空荡荡的，别的屋也都找遍了，没见一个人影儿。”

我听了这话，当时就晕过去了。嫂子和边家嫂子在我耳旁叫我的名子，醒时听嫂子埋怨哥哥： “这么冒失，一点一点透话嘛，她能禁得住这么大的打击吗？”

哥哥说：“早晚得知道，晚知道不如早知道好。”

从此以后，我饭吃不下，觉睡不着，闭上眼睛就梦见母亲死了的惨状。我的身体一天天瘦弱下来，整每萎靡不振。尽管张家嫂子和边家嫂子象哄小孩儿那样哄我，也驱不走弥漫在我心头上的愁云。我得了神经官能症、胃病，还有妇女病。

好心的边家嫂子对我说：“妈没了，在人家再好，不如自己有了家，找个男人知疼知热，女人家早晚都得这样。”

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虽然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可我不愿这样悄悄地死去。我对边家嫂子说：“嫂子你照量办吧。”

边家嫂子很能事，她对张家兄嫂说：“给淑珍找个婆家吧，结婚冲冲喜。”

中国农村那时候风俗很旧，说男女大了有病，一结婚就能好，那叫冲喜。张和哥哥虽然是读过国高的学生，他也相信这无稽之谈。1946年秋天，我做了新娘，与农民周土才组成了一个家庭。

丈夫是个穷人，从8起岁就给地主扛活，他性格直爽，心眼儿好。家还有个婆婆，腿脚不好。

张和哥哥教了我许多中国话，七八个月的功夫，眼前简单话全会了，比较复杂的语言也能听得懂。婚后丈夫说：“日本老百姓太可怜了。你们国家当官的为了霸占别人地盘，坑了我们，也坑了你们。”他的话浅显易懂，代表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恨。我虽然年龄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凶残杀戮的惨状。如果我是移民哥，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中国人民的胸怀太坦荡了，太仁慈了，是世界其他民族比不了的。

丈夫不仅爱憎分明，而且对人体贴入微。对我的一寒一暖都非常关心，特别为给我治病，跑了许多地方求医，借了一堆债。

我身体渐渐强壮起来。

丈夫对爱情也是坚贞的。结婚后很长时间我不能生孩子，就有闲言碎语说：“是个骡子，还是个日本子，要她有什么用？”

丈夫说：“断子绝孙我甘心情愿。”

中国有个古老陈旧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丈夫虽然这么说，可我受不了。我想离婚，叫他另娶，为他生儿育女。可是他家贫如洗，哪有钱再娶妻子。

我初中毕业，有点本事，便托人找工作，想挣钱帮丈夫再娶个媳妇。很快在通河县医院找妥了工作，我上班前一直瞒着丈夫，等我要上班那天才告诉他。

他当时很生气，说：“我是移民哥，养得起你！”我说了我的想法，他被我的真心实意感动了，拽着我的手说：“日本人也和中国人一样，都是那么善良，我谁也不要，就要你。”

婆婆年老多病，腿脚又不好，我们娘俩相处如母女。家里穷，整日粗茶淡饭，我有胃病吃不了硬东西，婆婆给我烧土豆吃。晚间犯神精官能症，一宿一宿睡不着，天亮了，觉可也来了。婆婆疼我，总是偷偷摸摸拄着拐杖为我引火做饭。婆婆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了，我总忘不了她待我的好处。

1948年清明，我家在阉猪，猪崽是冬天下的，开春再喂些日子就该出栏了。

猪是请人阉的，还有我们夫妇俩帮忙。农村没啥热闹，人不说么，打铁还接姑娘呢，阉猪抓猪热热闹闹，人们自然都围着看。我们狭窄的院子被挤得满满的。

我给他们做饭，那天做的是小米饭。我正低头淘米，觉得前街麦岛领两个人从我背后过去进屋了。

麦岛也是日本人，也是日本战败那年来到中国家庭的。异国他乡，黑河口只有我们两个日本人，自然处得如同姊妹，你来我往很密切，也很随便。所以，她来与否，打不打招呼没关系。因为我正忙，她会理解的。她到屋站了站，又从我背后走了。我想撂下活计与她打招呼，可是她已经走远了。

饭煮熟了，捞出来馏上，捂上锅盖。当我蹲下添火的时候，听到头上有人喊我的日本名字：“孝子！”

在黑河口只有张淑珍，那有什么孝子？

啊，我明白了，张和哥哥搬去通河一年多了总也没来，一定是他来看我。因为只有他与嫂子知道我叫孝子。我急忙站起来，高兴地叫着：“哥哥！”

“孝子！”那人带着哭音，显然很激动。我正眼相看，那里是什么张和哥哥，此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斜身站着，衣冠不整，满脸胡子，两只大眼睛，充满着泪水。这不是我的亲哥哥吗？他不是死了吗？难道我在做梦？

“哥哥！”我不顾一切地叫着扑过去，死死地攥住他的胳膊。

哥哥流着泪说：“叫我找得好苦呵，整整找你三年了。”

我说：“张和哥哥不是告诉妈我们在黑河口吗！”

哥哥说：“那就别提了。”

我把他推进屋，并排坐在炕沿上，哥哥与我互相看着，似乎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但不知从哪儿说起。

哥哥说：“进屯，我碰见了麦岛，一说情况，麦岛就说你可能是我的妹妹。但是她说要稳当点，别错认了。她领着我们悄悄地进来，叫我躲在背后看，看准了再认，看不是就悄悄走。我看准了确实是你，就到门口叫你。”

我们哥俩儿光顾说话，忘记旁边还有个客人。哥哥指着那个年轻人说：“他叫中村，是我的同学，能找到你多亏了他。”

哥哥为了找我几乎走遍了方正县。他走街串巷，看见和我年今相仿的姑娘就跟上去认，看了几百个也不是。没办法，他参加了秧歌队，以为能在看秧歌的观众中找着我，但都是水中捞月。

后来他在伊汉通认识了中神，也是个日本人，他叫中神帮助他找我。

中神说：“咱们到中村家看看。”

中村在天门乡新胜村住，他的家与我家隔河相对。哥哥到中村家一看认识，是他小学时代的同学。

中村说：“我听说黑河口有两个日本人，一个与你妹妹年龄、长相相仿，不知是不是，咱们去看看。”

我们兄妹相逢多亏中村先生。丈夫听说是我哥哥来了，便打了酒，热情款待了他们。吃完饭，中村告辞，哥哥在我家住了3天。

我问哥哥：“我在黑河口住，妈妈知道吗？”

他默然不语，两只大眼睛流下泪来。

我是移民哥，你才走20多天，母亲就病了，我虽然好了点，但神志老不太清楚。母亲病了3天，迷迷糊糊，不时地喊：“孝子，孝子！”第3天晚上就死了，她一句遗言也没有。

母亲死后，哥哥领着弟弟妹妹睡在阴暗的屋子里。转年2月，大米吃完了，他们已3天没吃东西了。哥哥说：“我到街上找点活干，挣钱给你们买吃的。”

哥哥到了方正街，到处找活，可没人用。从他那褴褛的衣着和生硬的汉话，人们一眼就看出是吉兴的日本人。找不到活，他暗自垂泪，心想这算活不了啦。

这时，一位老者问他：“小伙子有什么伤心事？”

哥哥说：“我要找点活干。”

这老者能有50多岁，慈眉善目。哥哥站的地方是一家皮铺前边，招牌上写着“李家皮铺”。

老者说：“行啊，跟我走吧！”

哥哥自然挺高兴，但又怕老人反悔，便说：“我是移民哥，把哥哥带到皮铺屋里，给哥哥拿东西吃。老人说：“日本人也是要吃饭的。”便留哥哥在皮铺干活。

与哥哥一起干活的还有个日本人，叫宫泽。他们在一起沤皮子，刮皮子，哥哥能吃饱了，干活就更卖力气，老人很满意，夸他能干。

在李家皮铺干了3天，哥哥惦记在吉兴的弟弟妹妹，就要结帐。李掌柜问哥哥：“我待你不好吗？”哥哥说：“不是，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我来的时候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

李掌柜听后心疼得直跺脚，沉着脸问哥哥：“怎么不把他们领来？六七天不吃东西还不饿死？”

李掌柜几句话把哥哥感动得哭了。

李掌柜一挥手说：“套车！”

车套上了，上面铺两床棉被，是准备包我弟弟、妹妹用的。

老人赶车是个行家，抄起大鞭子，一口气跑到吉兴。到吉兴村时两匹马累得直淌汗，直打响鼻儿。

哥哥领着李掌柜钻进我们那间暗无天日的大房子，可房子里空空荡荡。

哥哥喊着弟弟妹妹的名字，痛哭起来。李掌柜说：“别哭！咱们去找找，兴许能找到。”

哥哥哭着说：“我走的时候，他们就动弹不动了；能到哪去？”

李掌柜领着哥哥到处找，后来在一个小地窖子里找到了。地窖子里堆了很多死尸，死尸上面有个草包，弟弟妹妹就在那里装着，一个草包能装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可见他们已经瘦成什么样子了。他们脑袋露在外边，所以哥哥一眼就发现了。

哥哥以为他们已经死了，就失声痛哭起来。但他们没死，听哭声睁开了眼睛，但说不出话来。李掌柜忙叫哥哥帮他将他们从草袋子里拽出来，抱到车子，包上被，拉到李掌柜的家——会发镇的李仁屯（即和平村）。

李掌柜店里的活计挺忙，送回孩子就和哥哥回店去了。临走时李掌柜反复嘱咐他老伴儿：“只要有一口气，咱就要救活他们，不管他是那国人，救命是真的。”

李老太太也和李掌柜一样善良，她给妹妹弟弟换上衣服。她说，孩子冻了一冬，不能放在太热的地方，便把他们放在炕梢；又说：“饿大劲儿了不能吃干的，吃了要把肠子撑断的，就为他们熬一个粒跑一个粒跑的粥。

弟弟妹妹在李老太太的精心照料下，身体渐渐好起来了。妹妹长得很乖，临村老刘家无儿无女，非要妹妹当姑娘不可。李老太太有言在先：“得真象自已身上的肉那样待她。”

李掌柜对哥哥说：“你也该成家立业了，总在我这儿干不行。”

在李掌柜的帮助下，哥哥领着弟弟在李仁屯落了户，并娶了媳妇。后来弟弟到通河林业局当了工人。这一切都亏了李家，他是我家的大恩人。

李家两位老人已经谢世了，但哥哥与李老的后代一直象亲兄弟一样保持往来。

1949年夏，我突然接到来自日本国的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大莆作治，大莆作治是父亲的名字，是父亲的来信？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已经与我们分别5年了，据说日本兵都叫苏联人打死在战场上了，他怎么能单独活着。

我想看看信的内容，但又不敢打开，好像手里面埋着一颗炸弹。但强烈的思亲情压过了这短暂的怯懦，我打开了信封，用颤抖的双手捧着信，信上说：

我无日不在想念你们，世本老太归国，才知道你在黑河口，我得到你的消息，恨不能马上见到你，可是日本政府不发出境证。等允许出境的时候，我一定去接你。”

我很高兴，也很难过。我把这一消息马上告诉了哥哥，从此我们与父亲开始了通信。

1953年，中日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同意在中国的日本人陆续回国。回国工作由公安局外侨科负责，回日本的日本人要到公安局登记，哥哥为我们分别登了记，但我始终瞒着丈夫。

说真的，离开日本已经十三四年了，说不想是身外话，祖国、敌乡、父亲无时无处不牵绕在我的心头。不过，我离不开丈夫，抛不下我这个温暖的家。从结婚后，丈夫就不遗余力地为我治病，我的生活很幸福，并且有了一个儿子，1953年已经3岁了。但是我又想回去，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能失去，内心斗争很激烈。哥哥说：“作好准备吧。”我点头说：“嗯！”

丈夫说：“日本人都要回去了，你也跟着走吧！”

我知道他是在在试探我。可我却骗他说：“我怎么能离开你呢！”

我如果能分成两个人该有多好，一个跟哥哥去，一个留在丈夫身边。可是，我只是一个分不开的大蒲孝子呀。

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