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人移民美国后的生活（美国的爱尔兰人）

从19世纪30年代起，谷物歉收和灾荒加剧了爱尔兰人的普遍贫困状态。同时，向海外移民的人数也普遍增加了，这使爱尔兰因此而丧失的人口比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来得多。这种危机的高潮，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时期。国际范围的马铃薯歉收，于1845年波及爱尔兰，毁坏了当年及其后连续几年的谷物。由于爱尔兰1/4的可耕地用于种植马铃薯，这场灾荒对爱尔兰--尤其是对爱尔兰的穷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有100万人死于饥饿或由饥饿引发的其他疾病或时疫。更多的人逃离了。仅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短短几年里，大约共有1/3的爱尔兰人消失了。到1914年，爱尔兰的人口只有19世纪40年代时的一半。

人口的大量流失和移民过程中的悲惨遭遇，是一棵藤上的两只苦瓜。赴美移民大多挤在货船的空舱里，而货船在建造时几乎或根本没有考虑到乘客的需要。譬如说，船上没有厕所，以致污秽遍地，臭气熏人，疾病盛行。他们睡的则是堆起来的架子铺，每个铺位是6英尺长、3英尺宽，而且两层架子铺之间只有2英尺的高度，“上次航班移民乘客留在铺架上的无法祛除的臭味扑鼻而来，令人恶心”。有半数货船所储备的饮水就是普通的河水，又浑又苦。有随船医生的货船不到2%。多数船主不想法子让男女分舱，妇女极易受到男子的猥亵，夜间根本不敢在铺架上躺下，只好坐在自己的包裹细软上打盹。 由于食品和饮水不足，卫生条件又差，横渡大西洋之旅极易危害健康，对生命来说是危险的。1847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那一年有大约20%因饥荒而移民美国的人，在途中或刚刚抵岸之际死去。这也就是说，死了4万人，而且多半是年富力强的壮汉。相比之下，19世纪英国船只运载非洲黑奴来美时，途中死亡率也只有9%。诚然其他年份不都像1847年那样糟糕，但斑疹、伤寒、霍乱和其他致命的疾病，不时流行开来，而且无法预测；翻船也属家常便饭，仅在19世纪50年代就发生过40多起。

迁徙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来自一个有4/5的居民生活在农村的国度，在那里，甚至所谓“城区”也大多是一些巴掌大的村镇，大多数居民社区中只是“一簇簇散落在各处平原和山边的小土房子而已”。爱尔兰缺乏现代工业必不可少的炼铁矿藏，而英国政府在当地推行的经济政策，又抵制或摧毁了爱尔兰可能发展的其他工业。在19世纪40年代，当爱尔兰处于大饥荒时，其食品仍然被运往英格兰，英国对爱尔兰的大体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搭乘货轮空舱去英国的单程旅费尚不足10英镑（按当时汇率不到50美元），最贫困的爱尔兰人连这个区区小数都掏不起，所以，占人口1/4的最贫困的爱尔兰人，移民的数量很少。在经济状况上比这些人要高出一个等级的人，常常变卖私产，耗尽积蓄，并借助已在北美的亲属寄回来的贴补，大量向外移民。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有1/3～3/4的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曾受惠于从美国汇回来的资助款。

虽然按爱尔兰本国的标准来衡量，爱尔兰来美的移民不是最穷的，但按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可谓是一贫如洗。一般来说，他们付过越洋旅费之后，身上一文不名，所以刚到美国时，就只好在抵达口岸（主要是波士顿和纽约）凑合着安顿下来，而且通常都住在码头附近。这些来自爱尔兰的乡巴佬，一般都缺乏在大城市谋生的任何有用技能，对于城市生存要素也是一窍不通。然而他们也有其长处：多数人操英语（爱尔兰方言盖尔语已在英国人统治之下消亡了），很可能又有过半数的人是识字的，而且北美那一套盎格鲁—撒克逊制度，与英国强加在他们的祖籍国爱尔兰的制度如出一辙，他们对此早有领教。他们还在政治上培养起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并形成了一个由他们的天主教神甫构成的可靠的社会和政治领导队伍。这些当初在祖籍国曾和爱尔兰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宗教领袖人物，由于受到迫害而被逼上梁山，获取了从事世俗组织工作的经验。更何况，在本土受到异族压迫的爱尔兰人，是一个具有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民族。来美移民当中，有的人是试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后视情况才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接来。爱尔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19世纪都是举家迁移，这表明从一开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决心。当他们上船时，就已决意要变成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