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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394位真人故事
高尔基写他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就是在意大利写的。我也在意大利写了回忆的文字,有人称我是移民哥,高尔基是高尔基,我是移民哥,我们50后,都是当代的高尔基。

(我就是移民哥)
我是移民哥,出生于1958年,福建三明人。看我的名字,就带着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
如今我侨居意大利,在一家眼镜工厂当工人。因为意大利实行退休制度改革,要到67岁才能退休,所以我离退休还差2年。
同时,我也是一名作家,在异国他乡书写自己想写的文字,属于自由撰稿人。
一个人的成长与时代背景、故乡文化、原生家庭、学校教育、工作创业、出外打拼等等息息相关。那就从这些方面来说说我的故事吧。
三明市位于闽西北,在历史上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客家人形成并繁衍生息的重要居住地。客家文化底蕴深厚,还是闽人之源、闽江之源、闽学之源。
三明市区四面环山,被誉为“山城”,四季如春。沙溪河系闽江上游的南源支流,贯穿山城而过,隔成两岸,风景如画。
在水运时代,沙溪河承载着城镇乡村的经济命脉,此地明代中期即为闽中重镇,隶属沙县。而县府所在地有很多小吃,被称为“沙县小吃”。
山城在1956年成立三明县,1958年迎来的城市大建设,十几万移民大军蜂拥而至。在随后的日子里,仅从上海就有十八家企业迁明,三明被誉为“小上海”。
1960年为省辖三明市,从原本的山乡古镇变了重工业城市。然而市区大面积的老住宅区依然还在,与那些新建的厂房和高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变成了“半城半乡”的状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发展,渐渐地形成了新的本土文化。

(美丽的福建三明)
我从小生活在三明老住宅区,爷爷是勤劳朴实的农民,没上过学堂,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
我出生的这一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实行集体出工,爷爷老了不能务农,依然上山砍柴。奶奶虽然裹小脚,天天在家做家务,手脚勤快,而且还会纺织土布。
我小时候长得瘦小,得了哮喘,是个整日里病歪歪的孩子,动不动就要打针吃药。爷爷人高马大,不喜欢我这样体弱的孩子,因为在爷爷看来,我即便将来长大了,也是一团烂泥扶不上墙。
而奶奶却不同,慈眉善目,时常一边手把手教我做一些手工活,一边讲一些故事,她想着,就算我将来长大了还是体弱,也可以做些轻松的事情。
我4岁的时候就会包粽子,那是奶奶手把手教的。其实,就是一边玩一边做,感觉很有趣,包好了就会得到夸奖,还很有成就感。
奶奶的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而奶奶这辈人不能上学堂读书。她尽管不识字,却很开明,给我讲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是奶奶把心灵手巧传承与我。
我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曾经是机关干部,在县委工作。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外公曾经是大数学家陈景润上过的那个小学的校长。
20世纪20年代,当地就有创建新的小学,而一般的女孩子基本不会上学读书,母亲是当时少数读过书的女子。在我3岁那年,母亲在机关幼儿园当老师,天天带着我去幼儿园上课,3年的时间让我学会唱很多儿歌。
我读完了幼儿园大班直接升入小学,这样就比同龄人早一年读小学一年级。然而因为体弱,只读了一期,后来痊愈了,父母没有叫我去上学,等于第一次辍学了。
父母都为我发愁,找不到好办法提高我的免疫力,而我只能天天在家里玩。

(现在的我身体还很硬朗)
这个时候,奶奶开口了,叫爷爷带我上山。我就这样天天跟着爷爷上山。爷爷要做事,而我满山跑来跑去,出一身汗,跟着爷爷回家了,我就洗个澡。
我一天天硬实起来。爷爷砍一根小杂木,叫我先扛下山,锻炼我的肩膀力和胆量。再后来爷爷手把手教我磨柴刀、劈茅草、破小竹片、用小竹片绑茅草等等。
十个月过去了,我仿佛变了一个人,身体状况好了,不再生病。
我又上学读一年级,好景不长,因不可抗力因素,学校时不时没老师教课,有的学生就在大操场玩耍。我背着书包离开学校,到街上看大字报,当作学习生字。后来,教室索性关门了,学生不能读书,等于我第二次辍学。
好在我是移民哥,可以天天上午上山砍柴火,下午可以跟同龄人一起玩。风头过了之后,我又去上学了,学费只要一毛钱,发一本《毛主席语录100首》,当作语文课本。
每节语文课都是背诵语录、默写语录、学唱语录歌曲。这一年,父亲意外去世了,我第三次辍学。

(家乡的龙舟赛)
这时候的农民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凤岗堡有个豆腐加工厂,有两个男人专门上山砍柴。50后有二十多人失学了,组成了“孩子砍柴队”,天天跟着两个大人上山砍柴,我是移民哥,用当地方言来说,就叫“砍柴换米”,意为:“把柴火卖了,拿着钱才能去买米,过着很贫困的日子。”然而到了1972年,要实行“大队核算”,还要封山,植树造林。我不能上山砍柴,只有14岁,找不到别的事做。
学校从秋季招生变成了春季招生,我只好再去小学读四年级,我是移民哥,写的作文不仅被班主任拿来点评,还上了“学校学习园地”,算数考卷基本作为标准考卷,贴在班级或年段的“学习园地”。
学校举办学生运动会,我参赛的项目都得奖,成了学生运动员总得分第一名。读五年的时候,我是移民哥,上劳动课时,我挑的担子比老师挑的担子还重。
我任学校乒乓球队的队长,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也是洋鼓队员,总之学校举办什么活动,我基本都是从头忙到尾。可以说,我是移民哥,挑砂浆上脚手架时跌倒了,伤到大腿的骨头,只能呆在家里休息。1973年,我15岁了,已经像个小伙子的样子。家里又变成了极度贫困,我手能提,肩能挑,离开了学校,走向社会就业。

(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帅小伙)
我拜师学艺,去乡下学做木工,这家的事做好了,就要换下一家。可以说,我是移民哥,偷偷地看了不少没头没尾的长篇小说,甚至还看过不少手抄本,其中就有长篇小说《归来》。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是张扬创作的,而且出版时换了书名《第二次握手》。
我学艺有成后,街道办通知我回城工作。当时的口号是“大干快上”,有许多单位都在盖房子,我会做木工,就成了建筑队的技术工。
一年之后,我招工进了建筑公司,反倒变成了“学徒工”,每月工资23元,而我已经做了5年的木工,要求领导对我进行技术考核,遭到领导的拒绝。母亲已经没有工作,家庭负担太重,我离开了建筑公司,收了徒弟,为百姓盖房子。
截止1982年,我带了5个徒弟,清一色邓氏同宗,都是不爱务农的年轻人。这一年已经下了通知,1983年要取缔人民公社,不去务农的年轻人不能分田到户,那些徒弟都去务农了。
我成了“光杆司令”,无法为百姓盖房子,又去建筑公司做木工,按照技术考核定为3级工。

(三明的城市建设也有我做出的贡献)
那时,又迎来了城市大建设,建筑公司规定,职工两个星期休息一天。“荒废的一代”是50后的代名词,领导要求年轻人到夜校读书,每个星期四个晚上,从7点到9点读初中的课程,我是移民哥,以及旁边盖的一栋大楼,新盖的人民电影院,以及后面新盖一栋大楼,施工单位都是建筑公司。我到工地干活,进进出出两家电影院无数次。
我家的墙壁与人民电影院的围墙相隔三米左右,我的卧室与电影院舞台相距差不多20米,只要放映电影,声音很大,我就像听“电影录音剪辑”。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为两家电影院写影评,每次都能拿到几张“优待卷”,想看什么电影,就到售票处。一张“优待卷”换一张电影票,所以我看电影不用花钱。
影评贴在电影布告栏里,很多工友都看到了。写影评成了我文学创作的敲门砖。

(我还写过这个影评呢)
职工夜校有写作班,我读了一年,加入了“职工业余文学学会”,每月出一期油印会刊《映山红》,我创作的散文、诗歌、小说都发表在会刊。
常言说,无巧不成书,老旧的一栋教学楼拆掉了,要盖新的教学楼,我白天在校园的工地干活,晚上在新教学楼上课。
就在这时候,有个工友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女生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小学毕业以后升初中,报名要交“高额学费”1000元,而这些钱是她父亲一年的工资收入。因为交不起学费,她成了失学的女孩。
我原本以为改革开放了,不会出现失学的孩子,而现实给我当头一棒。女生的父亲是移民哥,他年轻时条件差,回老家娶了农村姑娘为妻,生的孩子也不能上城市户口,好在当初小学还让小孩读书。
我以失学女孩为生活原型,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投稿以后石沉大海,手稿只能锁在抽屉里,人们把这样的作品称为“抽屉文学”。
这个时代要打破“铁饭碗”,标语口号满天飞,而我是移民哥,被人们称为“老民工”,风吹雨打太阳晒,生活在社会底层。

(我在意大利的圣马可广场)
人要有自知之明,要想改变自己就要读书,掌握知识。因为工地在郊外,我傍晚下班回家太迟,没法去夜校上课,改成了读函授。
机会来了,我办了停薪留职的手续,下海经商,自筹资金,办了一家铝合金装潢厂,我很勤奋,几乎是以厂为家。
三年之后,也就是1989年的年底,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到期了,因无法办理延期,我就把铝合金装潢厂卖给了个体户。
我想回建筑公司上班,然而建筑公司的管理出现了大问题,有许多移民哥等于半失业的状况,已经没法安排我的工作。
我又自谋出路,开了一家个体书店,有顾客时忙忙碌碌,无顾客时可以看书,日复一日。环境变了,接触的人多了,信息来源广。
我抓住偶然的一个机会,与同乡一起走出了国门,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

(我家里的书满墙)
因为匈牙利对中国人实行免签,我就到了布达佩斯。没法办居留就没法生存下来,于是我又到了意大利,但还是没法办居留,只能在中国人办的家庭式作坊做黑工。
作家路遥是“早晨从下午开始”,而我常常是“早晨从傍晚开始”,通宵达旦的干活,阴阳颠倒是常态。
进入1996年,我才办好了居留,可以合法的找工作。
居住在达芬奇的故乡,到意大利人的一家服装厂上班,阿诺河畔见证了我的努力。意大利是以车代步的国度,无车寸步难行,我买了一辆摩托车,方便上下班。
不懂意大利语就没法工作下去,夜晚骑着摩托车去夜校读书,一年之后掌握了一些意大利语。我又到驾驶学校读书,过了一年,终于考到了驾驶证,赶紧买了一辆轿车,来来去去不用风吹雨打太阳晒。
不久后,意大利经济突然不好了,服装行业的生意很萧条,我失业了。
于是,我来到北部,找到现在的这份工作,终于稳定下来。

(我和意大利同事在一起)
现在,我居住在威尼斯附近的城市,妻儿团聚,有车有房,属于融入主流社会的合法纳税人,像这样的家庭在意大利属于中产了。
生活稳定下来,我开始思考有关文化的问题。
何谓文化?对其概念的注解有很多,很难用简短的文字写清楚,加上一些限定词比较容易理解,例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风俗文化、制度文化,用汉语简言之:“人文教化”。
广义的文化包括文字、语言、建筑、饮食、工具、技能、技术、知识、习俗、艺术等。大致上可以用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来指称它的文化。
那么何谓同步文化?简言之:富了口袋也要富脑袋。我依然在夜晚去夜校读书,风雨无阻,掰指一算,我到意大利已经十年了,为了学习意大利语,写出的笔记可以合集成一本书。
我利用夜晚和双休日,又拿起笔写作,没有方格稿纸,只有写意大利文的一行行的本子。
我曾经在佛罗伦萨住了八年,也有很多在意大利的打工人曾经生活在此地,而普拉托都被誉为“中国城”。
我以佛罗伦萨一带为背景,写了一部长篇纪实《我在欧洲的日子里》。唯有出现的同乡、工友、老板不是真实姓名。到店铺复印一份,厚得像本书,寄给《华人报》。
过了两个多星期,我收到了报社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报社收到了稿件之后,主编和几个编辑都看了,组织一次讨论会,决定连载这部长篇纪实”。
一石激起千层浪,报社一次次寄来了报纸,长达一年之久。
在意大利有四份华人报纸和一本杂志,我的散文和诗歌,以及系列随笔《圣诞节与红灯笼》和《来自意大利的报告》,中篇小说《万里寻夫》、长篇小说《都想有个家》,陆续发表了,收到好评如潮。

(我在威尼斯里亚托桥边)
2010年是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年,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和《新华联合时报》联合举办的“安特拉”杯征文大赛中,我参赛作品《别违背当今时代的文明》获一等奖。
我创作的长篇小说《异国他乡的红灯笼》、《中国人在意大利》,在不同网络文学大赛均获入围奖,还有其它作品参赛获奖。
2005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一则消息,韩国“江陵端午祭”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这让我大吃一惊,怎么会变成这样?
随后,我开始收集中国全国范围有关端午文化的资料,十几年间查阅了上千万字的文字资料,写了上百万字的随笔,整理成一本纪实长篇《孕育中国龙船歌》,由世界华文出版社出版。
可以说,这本书是我用一个甲子的情感写出来的,蕴含的是我对家乡龙船歌浓浓的深情。

(中国人在意大利)
2023年端午节,三明市三元区莘口镇举办第45届龙舟赛开赛,为了提高龙舟文化品位,组委会和三元非遗部门共同制作,用本地方言、汉语、意大利语演唱龙船歌。
三明已经是内陆新侨乡,成千上万的三明人生活在意大利,我只是其中一个。
通常而言,文学是“马后炮”,虽然我也要做“马后炮”,然而时不时还要做“车前卒”。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龙舟比赛已经成为了世界公认的比赛项目。我们要再接再厉,让中国龙船歌唱响世界,为中华文化锦上添花。

(我在意大利为家乡的龙船歌打call)
我用文字著书,以龙船歌为载体,把三明文化推向世界。也将客家文化、中华文化、海丝文化、罗马文化融为一体,即便飞上月球与宇宙,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口述:移民哥】
峨嵋含笑】
(*本文章根据当事人口述整理,真实性由口述人负责。“真实人物采访”友情提醒:请自行辨别相关风险,不要盲目跟风做出冲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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