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长期无法跨越而达到高收入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5美元,即进入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高于3955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超过12235美元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拉美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巴西、阿根廷、智利三国在拉美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位居拉美国家前列,与中国处于大体相似的发展阶段,但发展势头不如中国,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过早去工业化和过度城镇化带来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发展与稳定都受到很大制约。
三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的曲折、面临的挑战和实施的政策,对于正处在从中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说,提供了一个值得参照的样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阿根廷早在1962年人均gdp就达到1145美元,巴西1975年人均gdp达到1144美元,分别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阿根廷2011年人均gdp达到12786美元,用了49年时间实现了跨越,近年来仍然在边缘上下波动。巴西2011年人均gdp达到13167美元,近年受经济下滑和货币贬值影响又急剧回落,2017年人均gdp又回到9821美元。总体来说,阿根廷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长达49年,巴西长达43年,智利用了40年才实现了跨越。
对照亚洲成功实现跨越的国家和地区,日本和新加坡为19年,韩国和中国香港为18年,中国台湾用了19年。1967年巴西人均gdp还是韩国的2.2倍,70年代中期两国差不多同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到1995年韩国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台湾1976年人均gdp达到1158美元,到1995年上升到13129美元,进入高收入水平。
为什么拉美国家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
拉美国家比较普遍面临政治和社会稳定问题。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军事政变,造成政府更迭频繁,具有左翼、中翼、右翼倾向的军人政府和文人政府都曾登台亮相。
巴西卢拉、阿根廷庇隆、智利阿连德等人,都是左翼的著名代表。民粹主义成为操控选举的工具,民众采用罢工、游行等激烈方式表达诉求。阿根廷在半个多世纪内,政府更迭多达29次,成为世界上罢工次数最多的国家,仅2017年就发生了778次罢工,其中53%伴随游行抗议。
政治的动荡和非规范运作,
瓦加斯基金会是巴西的一家著名智库,巴西前驻华大使先生也参加座谈交流,他们都对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赞叹不已,而认为巴西政治的不稳定制约了经济发展。

二、国家宏观政策失误和摇摆不定
世界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有一个权威和高效的政府,制定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和政策,以有力的举措推动落实。而不少拉美国家恰恰缺乏这一决定性的条件。
政府像翻烧饼一样翻来覆去,重大决策和政策处于左右摇摆之中,面临着“国家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和如何对待“民粹主义”的深刻矛盾。
面对“政府失灵”带来的种种弊端,阿根廷由国家干预主义转向彻底自由主义,接受美国推荐的经济模式,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外资彻底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这又导致外资自由进出,流动资金避险撤退加大金融风险,对外大量举债以弥补国内巨大财政赤字,最终造成国家债务破产和经济危机。
巴西由过去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结果发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没有解决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反而又带来新的更大问题。面对经济危机,只好又“头痛医头,脚疼治脚”,采取反通胀、借外债、消民怨等临时性措施。最终是长期矛盾无法解决,短期问题又不断丛生,更使政府治理难上加难。
巴西现在致力于推动三大改革:税制改革,解决非常复杂的税收体系和高税率问题;劳动法改革,解决束缚企业的高劳动成本和众多纠纷问题;养老金改革,解决高额的养老支出使财政不堪重负问题。但这些改革推进起来十分困难,甚至面临无解之境。

三、经济发展波折和大起大落
一些拉美国家之所以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发展的停滞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危险。
阿根廷从1961年到2013年这53年时间,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长只有1.52%,其中有16年人均gdp是负增长,远远落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由此不难理解,阿根廷为什么会从一个“南美之星”——令人羡慕的富裕国家,深陷经济发展的泥潭,现在只剩下过往的辉煌、荣耀的足球和浪漫的探戈,让人唏嘘不已。
作为世界大国的巴西发展潜力难以发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没钱搞建设,基础设施落后,公路、铁路、电力、通信都比较差。据说一辆汽车运到港口的费用比从港口运到中国的费用还要贵,让人难以理解。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中,巴西这几年经济衰退,就像“金砖国家”发明人奥尼尔所说“成了一块砖头”。这与成功实现经济跨越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过早去工业化和产业升级受阻
有人把拉美发展遇到的问题,叫作从“比较优势”陷入“资源诅咒”,是说这些国家依赖卖资源就可以过上不错的日子,结果导致不求上进。
应该说,不少国家工业化开始得比较早,而且达到了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在发展中过早去工业化,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进入制造业,而是直接进入非正规的低端服务业,工业制造业始终处在中低端水平,缺乏国际竞争力。
巴西第二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仅为23%,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矿业;而服务业占比高达70%以上,与发达经济体接近,远高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现在,巴西主要依赖能源资源类产品出口,阿根廷出口的也主要是农矿产品。

五、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矛盾聚集
拉美一些国家长期实行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应该说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但高福利政策长期难以为继,造成“福利陷阱”,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欲速则不达。大量农村无地贫困人口涌入城市,带来过度的城市化,加剧了城市的贫富两极分化。
从阿根廷首都机场到市区,可以看到公路两边壮观的连片贫民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据说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民窟,许多盘踞山头的成片贫民窟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我们本来想到贫民窟去看一下,但接待我们的人说里边被黑社会所控制,外来的人进去以后很危险,无奈只好取消了想法。
这些国家犯罪率高,持枪盗抢案件经常发生,人们外出缺乏安全感。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也遇到过被抢钱的事,一般黑夜不敢单独外出。
无怪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先生到中国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太安全了,真让我们有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
摘自 |《领导文萃》2020年3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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