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移民对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影响（危机事件对入境旅游有什么影响）

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通过构建共享制度和机制如单一市场、申根签证等，为整个区域带来了实质性的成果。然而，这种一体化的局面也使得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等问题在区域层面显现，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区域内的某些国家采取的忽视或一边倒的反对行动引发了其他国家的不满，并导致了各国间的相互指责和合作破裂。

由于统一的大市场和申根签证等政策的存在，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等问题对入境旅游产生了溢出效应。欧元区内，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阻碍了主权债务危机的解决。面临债务压力巨大的国家不得不艰难地前行。

相较之下，债务负担较轻的国家则忧虑金融市场的冲击可能会牵连无辜。因此，债务危机也成为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相互诟病的问题。由于单一货币的存在，欧洲债务危机对欧元区成员国的入境旅游造成了溢出影响。

所以，本文将重点关注与欧元、申根签证和统一大市场等一体化政策密切相关的危机事件，如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和欧洲债务危机，以分析它们对入境旅游产生的空间效应和作用机理。

一、难民危机对欧盟入境旅游的影响及机制

《申根协定》的设立是为了推动货物、人员、服务以及资本在签约国间自由流动，实现无边境检查站的设想。虽然该协定对防范来自欧洲以外的非法移民问题有所考虑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但在难民和庇护问题上存在明显遗漏。这一问题在1990年的《申根公约》中得到了修正，将难民和庇护问题纳入了安全措施的整体考虑范围，并明确了“第一入境国”和“安全第三国”原则(黄云松，2014)。

大规模的强制移民和难民流动可能对旅游业产生影响。学术研究已经对移民与旅游业的相互依赖关系给予关注。gen? 认为，一个国家的移民数量增加可能会导致游客数量（以百分比计算）的增加。而griffin 则认为，随着移民持续影响多个社区，把旅游目的分类为娱乐、商务和探亲访友（vfr）的传统方式已经逐渐过时。当前的旅游体验通常比过去更为丰富，游客与当地社区进行了深入的社会经济交流。

然而，balli等（2016）发现旅游业和移民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复杂，取决于东道国社会的结构和东道国与移民来源国之间的贸易模式。pappas和papatheodorou（2017）考察了2015-2016年希腊难民危机对旅游-难民关系的影响，并发现其中存在内在的复杂性。通过对希腊全国范围的旅游住宿管理人员/业主进行调查，他们分析了难民危机对希腊旅游目的地及入境游客反应的影响，包括旅游住宿提供者为应对难民挑战所采取的行动等。

人口流动和难民问题对当地社区行为模式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动的时间性质（暂时还是永久性），以及难民/移民与东道国间的人力资本技能、健康状况和文化接近程度，例如语言、宗教（baez, 2011）。

同时，当难民/移民被允许积极进入当地劳动力市场时，可能对工资产生下行压力；难民和移民增加的需求可能对不可交易（如土地、服务）和可交易商品价格产生上行压力(friedberg和hunt, 1995)。

在研究叙利亚难民危机对土耳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时，akgündüz等(2015)发现，虽然价格略有上升，但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挤出效应相对有限。

然而，当难民入境点和/或相关营地位于旅游区时，情况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当地社区最初可能会表达出人道主义情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可能会变得烦躁不安，担心负面的媒体宣传和远方受众的“同情疲劳”会导致旅游业的工作和收入损失。

另一方面，由于种族和宗教在国家间具有很大的同质性，所以希腊的移民突然涌入最初在很大程度上被许多居民认为是消极的，部分原因是某些移民的身份不明。

阿尔巴尼亚罪犯在政权更迭后进一步开放该国监狱，许多地方社区表现出了不容忍和仇外心理的症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2015年，希腊为了对付这场危机，不得不对公共支出、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资金本来可以用于提升旅游体验和营销策略等领域。

更重要的是，当难民问题从短期危机转变为长期挑战时，旅游业和相关社区必须重新考虑如何在此新的现实下运作。

那些主要依赖国际游客的目的地，特别是季节性旅游地，面临着特别大的挑战，因为他们需要重新吸引和保留客户，同时还要处理难民带来的各种问题。

此外，难民危机也加剧了社区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对旅游者的感知产生影响。希腊的许多岛屿，尤其是爱琴海东部的岛屿，是旅游胜地，也是许多难民的主要入境点。这种情况可能会引发资源争夺问题，如何平衡当地社区、旅游者和难民之间的需求成为了一大挑战。

希腊经济危机和难民潮的双重影响，使得国内失业率上升，人力资本和创业人才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失业问题，从而影响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了旅游尤其是国际旅游的发生率。

国际游客可能因为安全问题、不稳定的社会情况、不足的服务设施等原因对希腊的旅游吸引力产生质疑，从而影响希腊的旅游业收入和整体经济形势。

总的来说，难民危机对希腊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的入境旅游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政治和人道主义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面对和解决。如图1所示。

非法移民问题

图 1欧盟非法移民中非法越境、非法停留情况

二、难民问题以及其对入境旅游的影响

1、欧洲的难民问题

受到地区不稳定和如叙利亚战争等地区冲突的影响，大量来自西亚和北非的战争和政治难民，混合了巴尔干半岛的经济难民，在2015年的春季和夏季，他们齐聚欧洲，引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难民潮，逐渐发展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面对这场危机，申根区的各个国家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各行其是，相互指责。

根据《都柏林协议》，难民应在抵达欧洲的第一个国家进行登记并等待安置，然而，欧洲的北部国家指责地中海的国家，例如意大利和希腊，没有完成难民的登记和指纹采集工作，而是放任甚至鼓励难民离开他们的国家，前往其他的国家，荷兰的首相吕特甚至称，除非能够保证边界的安全，否则欧盟将面临罗马帝国一样的命运。

而地中海的国家则认为，欧盟的其他国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团结精神，将难民问题看作是边缘国家的问题，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和支持。

德国在没有咨询其他申根区国家的情况下，单方面打破了《都柏林协议》，向叙利亚难民无条件开放边界。

德国称这样做是在紧急情况下的人道主义行为，但却实际上起到了“鼓励”难民涌入的效果。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称德国为“道义帝国主义”（stefan, 2015），法国的总理瓦尔斯则抱怨说“不是法国决定要开放边界(指的是德国)，我们不能再接收难民”。

在欧盟内部处理难民安置的问题上，各个国家也是相互推诿，欧盟安置16万难民的计划被各个国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抵制。

大量的难民主要来自西亚、北非等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殖民历史的深远影响，以及欧洲长期以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再加上欧盟对难民安置的政策以及《申根协议》的便利，使得大批的难民涌入欧洲，将欧盟的各个国家，尤其是申根协议的成员国，视为他们迁移的最终目的地。

希腊、匈牙利、意大利、乌克兰、土耳其这五个国家是难民滞留最多的国家，也是难民收容的国家，而欧盟的28个成员国以及挪威、瑞士这两个非欧盟的申根协议国家，成为了难民的避难国。

欧洲的难民问题，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长期和大范围的问题，在空间上呈现出典型的“跳跃性”、“传染性”的冲突扩散模式，引起了各国的高度关注。

欧洲的难民问题的持续发酵，已经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直接阻碍，构成了欧洲政治稳定和地区安全的一大威胁，并间接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世界面临着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

基于此次难民潮的特点，欧洲难民危机的严重性在于：难民潮的规模庞大，据欧盟的统计数据显示，仅2015年，欧盟的28个成员国共收到首次庇护申请的数量就达到了125.56万份，与危机之前的2014年相比增长了123%，申请庇护的难民数量甚至超过了爱沙尼亚等国的总人口；难民迁移的路线明晰，登陆地点集中，给欧洲的边境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难民潮的成分复杂，经济、政治、战争的难民汇聚在一起，其中甚至混杂了一些“伊斯兰国”的极端宗教分子，严重威胁到了欧洲的安全局势。

2、难民危机对旅游的影响机理

由于地缘政治的长期不稳定和地区冲突，例如叙利亚战争，大量的西亚和北非的战争、政治难民以及巴尔干半岛的经济难民在2015年春夏之交汇聚至欧洲，形成了一股突然的难民潮，逐步演变为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

在申根区，地中海国家如意大利和希腊未能妥善管理难民登记和指纹采集工作，甚至放任或鼓励难民离开本国前往其他国家；德国在未咨询其他申根区国家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打破了《都柏林协议》，无条件向叙利亚难民开放边界。

欧洲的难民危机在空间上呈现出典型的“跳跃性”和“传染性”的冲突扩散模式，从经济角度增加了财政开支；在劳动力市场上，难民危机加剧了欧洲接纳国的失业情况；从国家社会安全角度，难民危机对社会安全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吸引了各国的高度关注。

考虑到国际旅游对环境的高度敏感性和脆弱性，以及旅游的非基本需求特性，难民危机对旅游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计量模型构建

邻国的旅游景区可能会影响到达游客的需求，因此，游客可能会被吸引去参观附近的国家。欧盟的成立为旅游目的地创造了巨大的市场。

除了英国，这些国家的签证要求是相似的：一个申根签证就可以在这些国家之间旅行。游客在一个特定的欧盟国家的抵达，可能会对其他欧盟国家产生溢出效应。

欧盟国家内部的溢出效应主要归因于这些国家之间的近距离和地理接近。

另外，这些国家有相似的气候条件和宏观经济因素。在两国之间旅行的游客可以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例如公路、铁路和航空。

因此，欧盟作为旅游单一市场，需要考虑空间相关性，空间计量模型会更稳健。

难民危机对旅游流动的影响超越了国界，对申根区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即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

这主要是由于申根区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各自行动。例如，意大利、希腊等地中海国家没有做好难民登记和指纹采集工作，甚至鼓励难民离开本国前往其他国家，德国在没有咨询其他申根区国家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打破《都柏林协议》，向叙利亚难民无条件开放边界。

为了更好地研究空间关联效应下的难民危机对旅游流动的影响，选用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实证分析。

公式如（1）所示：

公式（1）

其中，lnarri/receit 是入境旅游指标，分别代表入境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收入；wlnarri/receit 是入境旅游的空间滞后项，用于反映入境旅游的空间加权平均，i 代表国家，其中 i∈`1，27`；t 是年份。xit 是解释变量，包括难民危机和控制变量（如世界遗产数量 whs、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指数 freedom、外贸进出口水平exp、国际直接投资 fdi、交叉项）。

wxt 是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用于反映空间相关国家的难民危机对本国入境旅游的影响。α 是常数项，μi 是地区固定效应，λt 是时间固定效应，εi t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2、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y 代表各国的入境旅游。入境旅游的发展可以很好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产业的国际化水平。此观点得到了邓涛涛等人的支持。万绪才等人认为，入境旅游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客源市场的国际化和旅游经济的国际化。

借鉴这些研究，我们使用入境旅游人次和入境旅游收入两个指标来衡量各国旅游客源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和旅游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此数据采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涵盖2002年至2018年的27个欧盟成员国（由于克罗地亚难民庇护申请数量数据缺失，所以排除了这个国家）。

关键解释变量

这个数据来自欧盟统计局，用于评估难民庇护申请数量对入境旅游的影响。由于各国对难民的态度和接纳庇护申请的数量各不相同，难民申请庇护的数量可以代表难民的影响程度。

控制变量

为了确保回归方程的稳健性，我们从资源禀赋、旅游地的可进入性和开放环境三个方面选择了控制变量。

考虑到国家层面数据的可获取性，我们选择了以下四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世界遗产数量（whs）、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指数（freedom）、外贸进出口水平（exp）和外商直接投资（fdi）。这些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欧盟统计局、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以及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等。

世界遗产数量（whs）包括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对入境旅游有积极的影响，尤其是世界自然遗产的影响更为显著（su 和 lin，2014）。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指数（freedom）越小，意味着政治和公民环境更自由，这可以让国际游客感到更安全，并增加他们的旅行意愿。

外贸进出口水平（exp）和外商直接投资（fdi）被视为开放水平的度量指标，代表一个国家与外界联系的强度和密切程度。开放度指标有利于商业旅游和休闲vfr旅游市场的形成。

计量模型中使用的变量如表 1 所示，选取 2002-2018 年的时间段数据， 搜集整理 27 个欧盟国家 17 年的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 1 计量模型中的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旅游经济即入境旅游人次和入境旅游收入，解释变量为难民庇护申请人数，控制变量包括进出口贸易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世界遗产（whs，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指数（freedom）等。

数据主要来源于欧盟统计局、世界银行、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

三、实证分析

1、空间权重矩阵设置

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对空间效应的分析至关重要(seong-hoon 等, 2011)，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未存在特定的统一的空间权重矩阵(anselin, 1988)。常见的 空间权重矩阵有以下几种：基于地理邻近的地理邻接空间矩阵（w1）。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矩阵，用相邻两区域的距离（欧式距离或弧度距离）作为衡量依据（w2）。

虽然从地理学理论上看，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是比较科学的指标，但它并未将区域间的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纳入权值中，可能导致空间权重矩阵设定脱离发展现实。

基于经济空间的权重矩阵，通常以人口密度和人均实际 gdp 作为衡量依据。有些空间效应中同时蕴含着距离因素与经济因素，结合地理距离空间矩阵和经济特征的嵌套矩阵（w3）更适合。

嵌套矩阵将反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特征权重矩阵有机地结合，尽量准确地刻画空间效应的综合性及复杂性(parent 和 sage, 2008)。研究欧洲难民危机与旅游国际化的空间相关关系时，空间上是世界上位置相对集中的国家，利用以往“0-1”设置的空间邻接权重矩阵（w1）；同时，欧洲游客行为的纯粹旅游动机中，许多出境旅游的游客要么选择海边和阳光，要么选择游览城市，主要是首都和历史城市，所以，选择各国首都距离的倒数作为反距离权重矩阵（w2）；

另外，欧盟各国旅游之间的溢出效应是不对称的，欧盟中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等位列全球前十，其溢出效果大于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需要同时蕴含着距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权重矩阵，而且需要周详考虑到溢出的不对称性。因此，选用结合地理距离空间矩阵和经济特征的嵌套矩阵（w3），如公式（2）所示：

公式（2）

其中 wd为反距离权重矩阵，选择各国首都距离平方倒数，diag（…）为对角线矩阵，选择各国 gdp 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更接近现实的情形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空间单元会对经济水平较低空间单元会产生更强的空间影响与辐射作用，当一个空间截面经济变量ｘ的均值占比较大即：

则对其他空间截面的影响也大，即有ｗij＞ｗji。
2、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为了检验旅游国际化指标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检验了 2002—2018 年欧盟 27 成员国的旅游国际化指标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计算公式（3）为：

公式（3）

其中，n 为研究国家总数；ωij 为根据相邻原则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国家i 和国家 j 相邻时，ωij =1；国家 i 和国家 j 不相邻时，ωij =0）；xi为 i 国的相应变量；xj为 j 国的相应变量；？为相应变量的均值。

表 2 显示，旅游国际化指标入境旅游人次和入境旅游收入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都在 1%水平上显著，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均呈现为正自相关特征，故适合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表 2 旅游经济变量的 moran’s i 检验(27 国)

进一步将各年份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比较（图 2），入境旅游人次和入境旅游收入与空间信息成正相关，空间分布聚集度大的地方，入境旅游人次和入境旅游收入也相应多。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全局 morans i 指数比较稳定，说明了入境旅游人次和入境旅游收入与空间分布的相关性较为稳定。

图 2 2002-2018 年欧盟入境旅游空间自相关（27 国）

3、难民危机对入境旅游的空间杜宾模型

一般存在空间滞后(sar)和空间误差(sem)两种空间自相关形式，因此，需要先对已有的非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结果进行 lm 和ｒobust lm 检验，以确定是否存在空间滞后和/或空间误差等自相关，根据检验结果如表 3，无论选取入境旅游人次还是入境旅游收入，权重矩阵无论选取地理距离矩阵、地理邻接矩阵还是嵌套矩阵，针对空间误差（spatial error）和针对空间滞后（spatial lag）的两个检验部分在 1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没有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

因此，需要考量空间相关性，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更为稳健。lm 和 robust lm 拒绝非空间模型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模型设定为，如公式（4）:

公式（4）

通过检验原假设：

前者用以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是否能够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后者用以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是否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

检验的方法为 lr 检验或者 wald 检验。最后，通过 lr 检验选择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及双固定效应的选择。

表 3 模型 ols 回归的 lm 检验

面板固定效用与随机效应模型选择检验。被解释变量为入境旅游人次时，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固定效应检验，hausman 统计量的值是=-30.99；地理邻接矩阵固定效应检验，hausman 统计量的值是-89.15；嵌套权重矩阵固定效应检验-73.80；被解释变量为入境旅游收入地理距离权重矩阵，hausman 统计量为 56.48，相应的概率为 0.0000；地理邻接矩阵 hausman 统计量为 113.89，相应的概率为 0.0000；嵌套权重矩阵 hausman 统计量为 14.16, 相应的概率为0.0484。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空间随机效应的原假设，采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

综上分析和实际情况，无法排除欧盟各个国家的差异性，所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表 4 最优空间估计模型 lr 检验

4、欧债危机对入境旅游空间溢出效应估计结果

在欧元政策影响下，中/东欧，欧债危机估计系数在地理距离和地理邻接矩阵权重模型中为负，并在 5水平上显著:南/地中海欧洲，欧债危机估计系数在嵌套矩阵权重模型中为负，并在 5%水平上显著。

中/东欧，可能的原因在于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区域资金对中/东欧国家的倾斜，金融危机通过金融市场向实体市场的蔓延，资金不到位、抽逃影响了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其经济危机溢出效应来自西欧等发达国家，使得欧债危机严重的国家与西欧等客源国的经贸联系降低，减弱了商务旅游和 vfr 休闲旅游市场，欧元政策影响下，使用同一种货币带来的汇率方面的便利性使得中/东欧和南/地中海欧洲国家的旅游资源产生替代效应。

被解释变量为国际旅游收入时， 中/东欧，欧债危机估计系数在地理距离和地理邻接矩阵权重模型中为负，并在 5%水平上显著:北欧，欧债危机估计系数在地理距离和嵌套矩阵权重模型中为负，并在 5%水平上显著，南/地中海欧洲、西欧，欧债危机估计系数在嵌套矩阵权重模型中为正，并在 5%水平上显著在欧元政策影响下，中/东欧，欧债危机估计系数在三种权重模型中均为负并在 5%水平上显著:南/地中海欧洲，欧债危机估计系数在嵌套矩阵模型中为负，并在 5%%水平上显著:北欧，欧债危机估计系数在地理距离和嵌套矩阵权重模型中为正。

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区域资金对中/东欧国家的倾斜，金融危机通过金融市场向实体市场的蔓延，欧元区内资金不到位、抽逃影响了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其经济危机溢出效应来自西欧等发达国家，这种影响并没有对中/东欧国家内部跨境经济联系产生太大影响，相反可能促进中/东欧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提升商务旅游和 vfr 休闲旅游市场。所以欧元政策影响下，入境客源的替代影响旅游收入，溢出效应为负。

表 5 欧债危机对入境旅游影响的空间杜宾模型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小结

单一市场、申根签证、欧元是欧洲一体化的最主要且最具象征性的成果。欧元的出现和申根成员国的增加对欧盟的发展有了显著的推动效应，也大大增强了欧洲各国之间的交流。

然而，自2015年以来，欧盟面临了恐怖袭击和难民危机的严峻挑战，这些问题都与欧洲一体化的三大成就——单一市场、申根签证和欧元有着密切的关系。

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和欧债危机可能对入境旅游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些事件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以及其作用机理。

从整体和分区多层面出发，本文选择了入境旅游人次和入境旅游收入两个指标，以及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和欧债危机三个事件指标，分析了在单一大市场、欧元和申根签证政策的影响下，这些事件对欧盟成员国入境旅游的影响。

在欧盟层面，难民危机对入境旅游人次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入境旅游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在申根政策影响下，难民危机对入境旅游人次产生了负向影响，对入境旅游收入产生了正向影响。总的来说，难民危机对入境旅游人次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对入境旅游收入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

对于恐怖袭击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在欧盟层面，恐怖袭击对入境旅游人次的影响显著为负；恐怖袭击对入境旅游收入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恐怖袭击对入境旅游人次的溢出效应为负，但在申根签证政策影响下为正，统一大市场政策也使得其为正；恐怖袭击对入境旅游收入的溢出效应为负，但在统一大市场政策影响下为正。

通过地理距离、临界距离以及嵌套矩阵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恐怖袭击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体现在以下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恐怖袭击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因区域而异。当被解释变量为入境旅游人次时，中/东欧、北欧和西欧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模型中，恐怖袭击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在申根签证政策的影响下，北欧的恐怖袭击估计系数在所有三种权重矩阵模型中显著为负，而在统一大市场政策的影响下，中/东欧的恐怖袭击估计系数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模型中显著为负。

当被解释变量为入境旅游收入时，中/东欧和西欧的地理距离矩阵以及西欧的嵌套矩阵模型中，恐怖袭击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为正。在申根签证政策影响下，中/东欧地区恐怖袭击的估计系数在三种权重矩阵模型中显著为正，南/地中海欧洲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模型中恐怖袭击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北欧地区的恐怖袭击在所有三种权重矩阵模型中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在统一大市场政策影响下，中/东欧的恐怖袭击估计系数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模型中显著为负。

恐怖袭击对欧盟的旅游流动总体上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在不同地区间，其影响表现出明显差异。

例如，恐怖袭击对南/地中海欧洲的入境旅游的溢出效应是负面的，而对西欧和北欧的溢出效应则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目的地的不安全因素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替代效应，导致旅游人次增加，而负面溢出效应可能是由于一个国家的恐怖袭击会损害同一地区周边国家的形象。

对于欧债危机的影响，从整体上看，欧债危机对入境旅游人次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在欧元政策影响下，这种影响变为负面。欧债危机对入境旅游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欧元政策影响下，欧债危机对入境旅游收入的影响为负。在欧元政策影响下，欧债危机对入境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的溢出效应分别为正和负。

欧债危机对入境旅游的影响通过贸易、金融和心理三种传染机制发挥作用。贸易往来被发现是金融危机传染的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