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客在日本失踪（四万多中国人移民日本）

1944年，河北秦皇岛市的一座村庄里，一个中年男人带着几岁的孩子，悄无声息地藏在河边的芦苇丛里，惊恐地偷偷看着不远处空地上发生的一切。

一队凶神恶煞地日本士兵手中拿着枪，抵在几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头上，强迫他们走出村庄。有人想要反抗，被残暴的日本人当场打死。

他顾虑着身边的孩子，不敢冲出去找日本人理论，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侵略者掳走。

其中一个名叫闫玉成的少年，前两天才逗过他的孩子。

当时少年脸上的笑容和现在愤恨不已的神色，形成鲜明对比。

小少年落到日本人手里，只怕再也没有回家的机会了。

值得一提的是，闫玉成只是神秘消失40000中国人中的一员。

闫玉成的命运，会有怎样的走向？日本人强征中国青壮年，到底是为哪般？

惨痛证据，要求道歉

2016年6月1日，日本三菱公司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准确的说是道歉会。

除了该公司的代表外，台上还坐着三名中国人。

他们有的是受害者，有的是受害者家属。

而他们道歉的对象，是二战中被强行运送至日本，接受超高强度工作的中国劳工。三位劳工代表，分别发言。

三菱终于承认了历史，向中国劳工道歉，并给能证明自己在该公司工作过的劳工，每人10万元的补偿。若本人去世了的，赔偿金则交给其家属。

当劳工代表控诉三菱的罪行时，三菱的代表们低下了头，有羞愧，更多的是想逃避，不想被世人审判、谴责。

这一幕，被媒体记者记录下来，传到了世界各地。

安徽淮南一位80多岁的老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手紧紧抓着拐杖，神情非常愤怒。

三菱的举措，让老人心情稍微缓和了一些。他也是受害者之一，同时也是为数不多还活着的“证据”之一，名叫闫玉成。

亲眼见到日本人低头认错，给广大中国劳工一个交代，这是他挂念了几十年的心愿。现在，他的愿望初步实现。

多年来，闫玉成等人始终奔走在为中国受害劳工争取更多权益的道路上。

他参加各种民间讲座，为了让世人了解真相，不惜多次揭开伤疤，把血淋淋的伤口暴露在众人眼前，讲述自己的遭遇。

他也会号召中国劳动者重视个人发展权利，切莫向强权低头，切莫向外国资本家和侵略者低头。

在闫玉成看来，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总归不可忽视。所以国内为维护二战劳工发起的一系列声讨活动，他总是积极参与，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2017年11月27日，他更是不顾80多岁高龄，飞到日本参加参议院第一议员会。

这是他第二次去日本，与第一次被迫不同，此次是主动前往日本。

即便在场有日本国会议员、各界名人，他毫无畏惧，带着沉重的心情，揭露四十年代自己和中国赴日劳工遭遇了什么。

看着一个个冠冕堂皇的日本人，老人气得手都在发抖。

他们如今的地位，他们的一切财富，全建立在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的鲜血和尸骨之上。想到这里，他的愤怒又多了不少。

“我要为所有中国人讨回公道，光是日本的公司道歉还不够，日本政府也需要向我们这些被他们深深伤害的劳工正式道歉！”

闫玉成痛心疾首的说。

面对记者，面对闪着光的镜头，他一点一点地指着身上的伤疤，回忆着和同伴遭受过的非人对待。

他说：

“我的后背上，以及所有被日本政府强行掳去的中国劳工后背上，有着一辈子也没法儿褪去的鞭痕。我们干活儿的动作慢了，监工的心情不好，有人计划着逃跑，这些都是我们挨打的原因。”

提起当年的遭遇，老人眼眶通红，险些当场落泪。

70多年前，和闫玉成一起在日本干活的一些人，无法忍受当下的生活，计划着逃回国内。

于是，他们趁着晚上日本监工换班的空档，悄悄沿着后山的一条小路跑了出去。

闫玉成担心人数过多，会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从而暴露行踪，没有加入他们。

几人上有老下有小，家人正等待着他们回去，他自愿留下来给他们打掩护。

他们运气不错，从小路逃到大路，再从大路一直奔向海边，全程没有被日本人发现。

中国和日本隔海相望，要想回国，必须求助渔民。最起码得找渔民借到一艘船，一行人才有回来的希望。

他们原以为距离政治斗争十分遥远的普通民众，不会对中国劳工的身份过分敏感。可他们却低估了日本人的恶意，低估了这个民族的劣根性。

狡猾的日本渔民一边假装慷慨，让他们上船，一边偷偷给附近的驻军报信。

没过多久，一群日军就拿着枪，把他们几人赶回了劳动地点。

好不容易筹谋的逃跑计划，就这样宣告破产。几个年轻人，难逃非人的折磨。

当时正是寒冷的冬天，日本人强迫他们脱下身上的所有衣服，在冰天雪地的夜晚，硬生生站了一夜。

身上最冷、骨头最脆的时候，日本人又把他们吊到房梁顶上，用鞭子狠狠的抽在他们身上。

呼啸而来的疼痛，仿佛要将几人淹没。还没缓过神，一盆盐水又朝着他们泼了过来。

等到被放回地面时，他们已经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一个个扑倒在地上，艰难的喘着粗气。

日本监工好似还不解气，一脚踩在其中一位工人的手上。他力气很大，周围被迫围观用刑全程的中国劳工，听到了明显的骨头断裂声音。

闫玉成双手紧握成拳，眼睛通红。他很想冲上去跟这些可恶的日本人拼命，哪怕今天死在这里，也不想再这样窝窝囊囊的过日子。

身边的一位同伴，牢牢握住他的胳膊，制止他向前冲的动作。

那人极小声的说：

“你现在去跟他们对着干，非但不能把这几个人救下来，还得白白送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们坚持，等到事情闹大了，我们一定能等到国家派人来救我们。”

哪怕身处困境，身陷囹圄，这群善良淳朴的中国劳工，仍然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

听着闫玉成老人的讲述，看着他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痕，在场的记者无不被他悲痛的情绪所感染。

而他的思绪，回到了几十年前，他永远也忘不了那天。

强行被抓，暗无天日

1944年7月17日凌晨四点，河北昌黎县马坨店乡大夫庄的村民早已进入了梦乡。突然，村里的狗好像约好了一般，不停地叫。

紧接着，村子里响起了一阵枪声，村民们被吵醒。其中，包括15岁的闫玉成，此时他是抗日救国会的一员，也是当地儿童团的团长。

很快，几名拿着枪的小鬼子冲进家里，不由分说，将他强行带走。

日军抓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其身份特殊，他们企图打压抗日力量，二是想让他这种青少年去日本当苦力。

1943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制造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日本，面临着双线作战的压力。

日本既需要应对美军强有力的反击，又需要在中国军人愈发强大的防御能力面前推进战线。

日本被全线军事战斗所绊住，大后方的生产劳动问题便无法得到保障。国内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被政府强行送到战场，劳动力严重缺乏，成了日本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

既然本国没有男性可用，那他们就从被侵略国家中去抢。为此，1942年11月他们通过了相关决议。随后，他们在中国等地方疯狂抓捕男性。

这一次，日军来到了闫玉成所在的村子，抓捕了包括他和大伯在内的几十名男性。

日军怕被周边的中国军队伏击，特意押着他们走偏僻的地方。到了目的地，日军又将他们关起来。

期间，闫玉成看着那些年老体弱的人被带走，再也没回来。他知道，日寇很可能对他们下了毒手。

在宪兵队待了几天，他和10多名青年被押上了火车，不知道要去哪里。

后来，闫玉成才知道自己被送到了塘沽，一个叫“华北劳工协会收容所”的地方。

这里，关押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壮年男子，有的是被日军抓来的，有的是被骗来的。

很多人被蒙在鼓里，甚至兴高采烈地同闫玉成分享：

“我们在街上看到日本人贴的告示，说是这里有馒头白面，还有喝不完的粥。现在世道这么乱，外面的日子不好过。来这儿暂时寻个歇脚处，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听到这话，他一万个不相信。无论如何，他没有办法把穷凶极恶的日军嘴脸与招工告示上优越的待遇联系在一起。

果然，日军很快露出了狐狸尾巴。为防止劳工逃跑或者自杀，他们逼其脱光衣服睡觉，第二天再还给劳工。

闫玉成等人的吃喝拉撒睡，全在一间密不透风的小仓库。原本屋子只能装10人的仓库，被日本人硬生生塞进了30个人。每个人睡觉头抵着脚，连翻身都困难。

日本政府承诺的馒头、白粥、棉袄，通通都消失不见。闫玉成和劳工们吃的是没有熟且干玉米饼子，没有开水。有的人忍不住喝了生水，结果不停地拉肚子，最后不幸死亡。

他看见日军一车车拉着劳工的尸体，离开仓库，非常生气，却什么也做不了。

日军对他们严加看守，如不按照指令执行，便会遭到毒打。闫玉成曾因为没有穿好袜子，被日军痛打了一顿。

如果有人想逃跑被发现后，也会遭到日军的暴打，然后被“处理”。渐渐的，他们不敢贸然行动。

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过了大概一个月后，他们被押着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青岛丸”号。有人借此机会，跳海自杀。

他们宁愿死，也不愿意被日军折磨，令闫玉成流下了泪水。

7天7夜后，闫玉成等人神秘消失在中国，出现在日本本州。令他没想到的是，厄运才刚开始。

他们被日军派去在三菱的前身公司挖煤，每天工作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住的地方十分简陋，吃的是剩饭剩菜。

有时饭菜送到他们面前，都已经完全馊掉，散发出阵阵恶臭。

而且，日本人一天只给吃两顿，他们从来没有吃饱过，需要饿着肚子工作。

一旁，日本监工拿着鞭子，恶狠狠地指挥他们。

稍微不如意，日本人便使出吃奶的力气，狠狠抽打劳工。

闫玉成不是没想过逃跑，可只要一看到同伴的惨状，想到不少不然因为逃跑而死于非命，他就把所有心思全部打消。

如果有可能的话，他还想撑到回家。他相信中国一定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相信所有人都会有回家那天。

有时情绪崩溃，他和几个同伴就会在夜间悄悄彼此鼓励。在那个魔鬼般的地方，连振奋人心的话语，他们都不敢说的太大声。

回归祖国，讨要公道

闫玉成等劳工在日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国内家人并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只知道他们不见了。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政府开始和日方交涉劳工问题。

要知道，当时神秘消失的不是几十个人，也不是几百，而是近40000人。

经过一番谈判，同年12月底，闫玉成和100多位劳工一起被送上了回国的轮船。

站在身边的不再是手执长鞭的日本人，而是神情肃穆的中国军人。船只启动那一刻，他的心跳的很快，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当双脚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跪在地上，痛苦失声。

其实，闫玉成是个很坚强的男子汉，在十多岁的年纪里遭此厄运，从来没有用眼泪怜悯过自己。可是现在，他像游子找到了思念已久的母亲，心中的委屈忍不住喷泻而出。

此后，国内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安。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才终于觉得一颗心渐渐安定下来。

与那些不幸被日本人害死的劳工来说，闫玉成无疑是幸运的。三菱当初有3000多名中国劳工，722人死亡。

由此可见，去日本的中国劳工死亡比例有多高。

每每想起这些，闫玉成的情绪怎么也控制不住，暗暗发誓一定要为中国劳工讨个公道！

九十年代，闫玉成得知一个叫童增的人，正在寻找二战时期赴日的中国劳工，而且此人成立了民间组织，要求日方赔偿和道歉，他心动了。

作为亲历者，他决定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人的罪行。从那以后，他一直在为此事奔走呼号。

1995年，他联合其他在世的劳工或者其家属，起诉了日本政府和日本迫害劳工相关企业。

他知道让日本道歉、赔偿，是每一位劳工的愿望。他们不在乎赔偿金有多少，只在乎日方承认自己的罪行。

有不少劳工，哪怕到了临终前，也还放不下此事，只能带着遗憾离世。

为了给所有劳工以及中国人争一口气，即使多次遭到了日本法院不公正判决，闫玉成等人也从未想过放弃。

4万多名中国人，被日本政府以各种理由带离国土。

几年的劳工生涯，成了他们一辈子的阴影。那些不幸的人们，甚至就此埋骨他乡，不知多久才能回家。

用了半个世纪蛰伏，中国终于在长久的沉默后爆发出最坚定和最强大的力量。

从1995年到2016年，整整21年的时间，通过很多人的努力，三菱公司不得不向劳工们道歉，赔偿他们。

对闫玉成等人来说，这并没有结束。

日本政府还没有承认历史与错误，慰安妇等问题日方也没有道歉，他们将继续为此努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或者日本政府承认罪行的那一天。

若生前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将前赴后继的奔走在维权的道路上。

尘封多年的历史不该被遗忘，惨遭迫害的中国人应该得到公正对待。

40000人的神秘消失，一代中国劳工的血泪，构成了二战悲剧的注脚。

几十年来，中国政府、民间广泛收集证据和调研数据，只为立足最充分的事实，对日本提起最强有力的控诉。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还在继续等待，等着日本政府低下他们“高昂”头颅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