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移民以色列（苏联移民为何涌向以色列）

1961年，发展中的以色列陷入一起巨大的丑闻，各大报纸头条纷纷刊载，在其领导层中发现了一名苏联间谍。

此君名叫以色列·比尔，是奥地利出生的以色列公民，被判犯有间谍罪。他多年来在以色列军事和情报机构担任重要职务，连名字都改成与国名一致。

作为以色列国防军的前上校，比尔是一位著名的军事评论员和公认的军事史专家，退役后受雇于以色列国防部的文职人员，曾撰写过一本关于1947-1949年巴勒斯坦战争史的书。

他几乎可以访问该国任何机密信息，但对有关北约活动的情报情有独钟，那时北约是苏联的主要对手。

尽管比尔被指控为苏联间谍，但他本人和克格勃从没有正式承认这一点。他的真实身份，他移民到巴勒斯坦之前的个人经历，以及他从未承认过的被克格勃招募的情况，直到今天还是未知。

甚至，直到他死后，以色列当局仍不知道这名间谍的真名实姓。

01 摩萨德的来电

1961年的一天，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来电者埃瑟.哈雷尔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创建者和负责人，该组织以大胆、激进、诡秘称著于世。自成立以来进行了多次让世界震惊的成功行动。

哈雷尔言简意赅:“我们正在发起针对以色列·比尔的行动。”

本古里安的脸色变了。

比尔是他的老朋友，多年来在各个政府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他与总理的熟识在其职位晋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次指控非常严重，如果比尔被怀疑为苏联间谍，甚至无法想象他已经窃取了多少机密信息。

“做你该做的事！” 沉吟良久，本古里安厉声回答并挂断电话。

即使见惯大风大浪，这位正因为“拉翁事件”而焦头烂额的中东强人依然明白，一旦逮捕以色列·比尔，很可能就是他作为国家元首政治生涯的终点。

02 从乔治到以色列

乔治（以色列）·比尔于1912年10月12日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资产阶级犹太人家庭。

他在柏林大学接受教育，当1938年德国开始迫害犹太人时，他回到了家园。

比尔计划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希望加入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希哈路特。这就是乔治·比尔故事的真正结尾，26岁的奥地利青年随后失踪了。

同年，另一人带着乔治·比尔的证件抵达巴勒斯坦。

这起偷梁换柱充满奥秘与玄机，后者的真实身份尚未解密，仍然可靠地保存在某些秘密档案中。

据一些消息人士称，英国作家伯纳德·赫顿曾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能够阐明这位神秘男子的来龙去脉。

赫顿说，以以色列·比尔名义行事的那个人在苏联内部化名库尔特同志，他出生于1914年，早在30年代初就已成为奥地利共产党员，曾在苏联驻奥地利的办事处工作过。

根据赫顿的说法，1934年冬天，他与库尔特曾在莫斯科市高尔基大街，现特维尔大街上的一个共产国际旅馆见过面，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1934年莫斯科高尔基大街

共产国际的领导层高度赞赏库尔特同志，并准备派他进行秘密任务。30年代初，经过两年的准备，库尔特被派往维也纳作情报员。当他与赫顿会面时已经是苏联驻奥地利大使馆的主要代表之一。

30年代中期，经过进一步的培训，库尔特被派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但是，那里任务出了点问题，几个月后他回到了莫斯科，再次被派往维也纳指挥奥地利首都的间谍网络。德奥合并之后，他以新的身份前往巴勒斯坦，这时已到了1938年。

赫顿认为，以乔治·比尔为名的证件真正持有人可能已经遇害。

鉴于当时看来不可避免的全球对峙，莫斯科非常重视英国治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在以色列建国之前，苏联的秘密部门就已经活跃于巴勒斯坦，并建立了苏联情报人员网络。从上世纪20年代伊始，在以色列社会中广泛流行的亲苏联情绪为苏联情报部门用来大肆延伸特工网络并招募有影响力的特勤人员。

苏联特勤局在巴勒斯坦充分动员了当地左派积极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的亲苏联成员，后来许多在以色列建国后身居高位，广泛分布于政治、军队和秘密部门。根据《俄罗斯外国情报史概述》，20世纪40年代巴勒斯坦的局势“总体上有利于苏联的情报搜集”。

“在40年代到达的移民中，有些人在苏联度过了战争岁月，参加过苏联红军和敌后游击队，并把苏联视为他们的祖国和第二故乡，这为行事提供了便利。”

苏以友好宣传画

03 比尔的奋战

移居巴勒斯坦后，乔治·比尔就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以色列，并加入了地下组织哈迦纳，这是以色列建国前的犹太秘密组织，在犹太复国运动中活动频繁。

关于青年时代，比尔声称他曾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和人文科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在著名的奥地利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的工作室学习，并在维也纳城堡剧院担任过导演。

维也纳新城特雷西安学院

比尔崇尚社会主义思想，作为30年代初期的学生党，他加入了反对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多尔富斯的政治团体，并在维也纳新城特雷西安学院学习军事科学，参加指挥培训，还拿到了军事历史学博士学位。

比尔还说，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法西斯军事组织任职期间，这些军事知识派上了用场。该组织积极参与了1934年对多尔富斯的武装起义，后者决定清算奥地利的所有左翼政党。

1936年，比尔还前往西班牙参加该国内战，为西班牙共和国抛洒热血。这名具有军事经验的新兵很快与上级建立了良好关系，得以以教官身份参战，很快被提升为国际纵队的营长。

在西班牙的英勇斗争中，比尔受到命运女神的垂青，从瓜达拉哈拉、特鲁埃尔和马德里的多次战斗中幸存下来。

西班牙内战时期国际纵队

但是西班牙共和国仍然被击败了，比尔只得返回奥地利。不久后，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比尔感受到巴勒斯坦的使命召唤。

04 如履薄冰

由于出神入化的演技和印象塑造，比尔的冒险故事令人信服，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对故事的真实性毫不怀疑。

比尔有着军事理论和历史领域的第一手知识，是公认的军事专家。尽管他缺乏实际经验，但他精通各类战争的细节、地名、指挥官和军事单位，这些都是他用来博取信誉的资本。

1938年10月比尔移民巴勒斯坦，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录取为研究生。

在巴勒斯坦，他创造了新的战绩并成为以色列历史的一部分，积极参加了1947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因功升迁为上校军衔，领导以色列军队的战略规划部门。

这是由于比尔受到战争英雄戴维·本古里安的高度赏识，后者是以色列创始人之一。本古里安担任以色列总理之后，将比尔任命为行动司司长和副总参谋长的两名助理之一，并担任规划司司长，最初军衔为中校。

但由于比尔还领导着亲苏联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的安全部门，作为该党代表，比尔试图在议会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努力却未能如愿。

但以色列高层对他的器重与日俱增，这并不奇怪，以色列成立后的头几年是世界上最亲苏联的国家之一。当时掌权的左翼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真诚地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视为社会主义灯塔，是为所有公民建立平等社会状态的明灯。

唯独两人与比尔不太对付。

第一位是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摩西·达扬，后者不信任他，认为他是个只会吹牛的骗子。

这也归因于1947-1949年巴勒斯坦战争期间，比尔被发现缺乏基本的军事技能。这使得达扬质疑比尔在西班牙作战的经历，更不用说作为指挥官了。

但独眼军官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证明比尔在恶意撒谎，否则他早就采取行动了，但他还是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

比尔（右）坐在摩西·达扬旁边

1956年，在以色列代表团访问法国期间，莫西·达扬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比尔一脸间谍相。时间证明，老战士的直觉的确挺准，在怀疑的驱使下，达扬禁止比尔穿军装，并禁止他在苏伊士危机期间参加秘密会议。

以色列摩萨德情报部门精明的负责人埃瑟.哈雷尔也对比尔不太感冒，但他正式怀疑此人与苏联情报部门有染约莫是在两人第一次约谈的一年之前。

05 危险接触

但由于能力出众，历届政府高层都却对他非常赏识。莫西·沙特于1953年成为以色列总理，直到1955年本古里安再次控制政府前一直担任总理。沙特同样非常“钦佩比尔将军事专业知识与出色写作相结合的能力。”

因此，所有怀疑都没有阻止比尔担任“阿曼”即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副局长职务，并晋升为上校军衔。他精通几门外语，是以色列与欧洲各国之间的重要纽带。

1951年，比尔提出了一项军事改革计划，却遭到以色列国防部的否决，因此他决定离开军队进入政界。据说，比尔弃军从政还因为他担任总参谋部业务部副主任的任命被否决。

于是，在1954年，他离开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加入了以本古里安为首的以色列工党，这次改换门庭还有更复杂的政治原因。

20世纪40年代，在苏以友谊的口号下，斯大林的画像悬挂在“基布兹”社区的红旗下，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参加“五一”游行。对斯大林和红军的敬意得到了广泛颂扬，在以色列国防军中，都专门给官兵配发书籍称赞1941年苏联红军在莫斯科防御战中的功绩。

到了50年代初期，与苏联的蜜月关系急转直下，斯大林的反犹太政策迫使以色列最终放弃了亲苏联的路线，但比尔仍公开支持苏共。这一时期，从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分裂出一个小派系，即忠于“哈迦纳”前幕僚长莫西·斯内领导的“万国之父”组织，后者后来成为以色列共产党的领导人。

当时冷战已经开始，苏联与西方集团之间的对抗加剧，在以色列政治形态中，对冷战立场存在三种主要观点。摩西·斯内领导的左派，公开宣称让以色列加盟苏联。第二种观点假定在大国斗争中严守“中立”。但本古里安的执政党却提出了第三种，旨在与美国和睦相处的方法。

莫西·斯内

最初，比尔似乎已经加入了左派的行列，但仅仅一年之后，他就宣布支持执政党。由于他公开宣称的政治观点发生巨大变化，引发了各方面不同的反应。一些人认为他是一心希望重返以色列国防军的机会主义者，另一些人则怀疑他接近以色列总理兼国防部长别有动机，是企图施加左翼影响的征兆。

本古里安任命他协助负责创建军事档案，于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秘密信息源源不断地被他获取。同时，比尔还为以色列国土报军事专栏撰写社论，许多西方媒体的记者对他的权威评论大加赞赏。他的语言知识足以同时在希伯来大学和法国索邦大学担任讲师，他教授的中东军事历史和政治学主题在学生中非常受欢迎。

尽管本古里安没有军职，但经常可以看到他穿着制服与军官厮混。此外，他有在总参谋部午休的习惯，在那里会见高级军官，交流最新情况和意见。

比尔自称是总理的亲信，因此赢得了总参谋部许多同事的信任，他们认为与这样一位红人打好关系可以促进个人利益和职业发展。有些人甚至向他提供机密文件，包括军事情报供他评估考虑。

1956年，他曾接受以色列塔斯社记者谢尔盖·卢西耶夫的采访，概述对以色列与苏联之间关系的看法，后来据以色列情报机构指认谢尔盖·卢西耶夫是苏联情报官，但他们的接触当时并没有引起“沙巴克”即以色列安全局的特别注意。

在被问询时，比尔解释说他与卢西耶夫只是好友关系，于是就此蒙混过关。沙巴克要求他与新朋友断绝往来。然而，比尔在1957年9月至1958年1月于苏联、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使馆举行的节日招待会上继续与卢西耶夫碰头。

后来以色列情报机构称，是卢西耶夫将比尔以及苏联情报官员瓦西里·阿夫丁科和弗拉基米尔·索科洛夫召集在一起，后两位在苏联驻以色列大使馆工作。

1958年开始，比尔打着总理的旗号与德、法、英等西方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多次前往这些国家，给人留下了他在执行政府秘密任务的印象，得到了许多以色列武官和国防部代表团的帮助，他甚至会见了德国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和法国情报部门负责人。

后来，比尔获得了与西德国防军情报首长格哈德·盖哈尔尼建立联系的任务，他是苏联情报部门的首要目标。盖哈尔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情报专家，不仅在西德重建了战后情报系统，还帮助埃及建立了类似情报机关。

1958年，比尔在访问奥地利和德国期间会见了格哈德，希望保持秘密交往，但他没有考虑到当时以色列和德国情报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基于犹太人搜捕逃亡纳粹而建立起的坚固同盟，盖哈尔尼立即向摩萨德通报了比尔的动向。

06 露出马脚

当哈雷尔发现比尔继续参加他明确禁止的会面时，他认为这非常可疑。哈雷尔一直怀疑比尔与以色列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他在工党安全部门的活动似乎也有颠覆倾向，但并未怀疑他是建制内的苏联特工。

当时关于比尔的信息尚不足以使他从国防部的职位上被合法地免职。因此，哈雷尔在1955年、1956年和1958年与比尔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约谈，这是在以色列高层中偶尔进行的“预防性对话”。

召开此类约谈的目的是提醒比尔，他是国家机密的载体，因此在对外接触中必须格外小心，达到预防和威慑作用。

比尔声称自己的行为完全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他收到了盖哈尔尼提出与以色列进行军事合作的提议，并计划向本古里安汇报。哈雷尔对几次谈话不满意，但谈话目的本就不是审讯，只是对“忠诚度可疑的个人”采取的预防措施，还在于警告这些人，苏联可能会试图招募他们，因此只好不了了之。

即使在会见了德国情报局局长之后受到监控，仍然没有足够证据来支持对比尔的怀疑。

1960年，摩萨德的负责人终于逮住了机会。

此时，比尔领导着特拉维夫大学军事历史系，并试图成为以色列和西德情报部门联合工作的协调员。此外，他开始与苏联情报员索科洛夫积极合作，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事设施以及有关以色列核潜力的信息特别感兴趣。

他们向苏联总部输送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包括北约在土耳其建立基地的计划，以色列公司索莱尔·伯恩承包了建造工程。

贝尔和索科洛夫之间的会面主要在新闻发布会、外交招待会以及苏维埃派驻特拉维夫地区的圣彼得教堂和塔比瑟墓进行。

由于多年未被暴露的麻痹大意，有时他们还会在位于布兰德斯街的比尔的公寓附近见面，这种致命疏忽最终摧毁了比尔。

由于索科洛夫的特殊身份，他的动向受到严密监视。

1961年1月，以色列情报组织观察到苏联情报人员、大使馆工作人员弗拉基米尔·索科洛夫在特拉维夫北部某地进行秘密活动。沙巴克决定把对该地区的监视频率增加到每天一次。

1961年3月29日8时左右，监控人员发现一名身份不明的人正在与索科洛夫秘密会面。对这名男子的行踪进行监控后，发现他回到了北特拉维夫布兰代斯街67号二楼比尔的公寓，那是一个俯瞰耶尔孔河的小公园。

沙巴克立即决定对比尔的房屋进行监视，对面公寓就是一处理想的地方。

第二天晚上，即1961年3月30日20:00，暗哨发现比尔提着一个沉重的公文包在上次与索科洛夫会面的区域散步。在与索科洛夫短暂见面之后，没带公文包继续转路。22点40分，暗哨看到他又拿着公文包回到公寓。

特拉维夫市中心的前苏联大使馆

在此之间，以色列特工还观察到两辆苏联汽车，分别离开苏联大使馆朝特拉维夫方向行驶，其中一辆属于索科洛夫。一名苏联情报人员拿着公文包从暗哨身边经过。沙巴克的情报评估认为，公文包里的材料被影印后归还给比尔。

但是，另一种说法是，沙巴克之前就了解到索科洛夫的情报活动，并秘密地将他当做诱饵，以色列最后传递的假情报是由沙巴克反间谍部门负责人伪造的。

总之，他们的会面被拍下了照片。

宿敌犯下致命错误的消息立即传到了哈雷尔耳中。对于摩萨德负责人来说，这是双喜临门的一天，因为同情比尔的沙巴克领导人出国公干临时缺席，让哈雷尔可以毫无障碍地获取逮捕令，并在嫌疑人的房屋中进行搜查，正如文首的片段，他向本古里安通报了即将展开的行动。

尽管以色列国父被收到的消息搞得手脚冰凉，但最终批准了该行动。

当晚比尔就被提审，他的公寓也遭到搜查，在其家中没收了大量材料。

比尔于1961年3月31日正式被捕。

07 “现在告诉我，你是谁？”

沙巴克特工维克多·科恩受命前往拘捕时，比尔很平静地向这群人打招呼，当被问到是否会见过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时，他否认了。

“好的，比尔先生。如果您签下从未见过苏联间谍弗拉基米尔·索科洛夫的声明，我们将立即离开。”

比尔已被逼到绝路，只能赌一把，他毫不犹豫地签下文件。

下一秒钟，他就被捕了，理由是故意提供虚假证词。

索科洛夫直到第二天早晨才了解发生何事，对比尔的拘捕在以色列投下一颗炸弹，几乎所有报纸都充斥着有关捕获间谍的头条新闻。

以色列流行杂志《一束光》的封面，当时头条新闻：在国防部心脏暗中监视！本古里安顾问被控从事间谍活动

索科洛夫被紧急召回苏联，比尔被捕的消息却在以色列政府引起了两极分化的反应：政府外交官沙特·纳文，国防部前部长西蒙·佩雷斯、军事情报部负责人海姆·赫尔佐格都拒不相信老朋友参与间谍活动。

据犹太电报局档案，本古里安在议会拒绝就国防部实行的安全措施进行辩论的动议，他在投票前的讨论中否认比尔曾是他的军事顾问。以色列总理宣称，他只是从以色列总参谋部那里获得建议，与比尔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与此同时，以色列内阁已将该问题委托给部长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审查驻外和国防机构的雇用程序。但以色列总理声称，先例表明民主社会无法阻止间谍渗透到最秘密的地方，因此提交议会辩论毫无必要，有弊无利。

后来以色列议会以压倒性多数赞成本古里安关于反对辩论的要求。

审讯期间，比尔否认了所有指控。他辩称，模糊的照片描绘的是完全不同的人，当时他正接待了一位记者朋友。随后调查表明，当天以色列一家媒体的记者确实访问了比尔的公寓，但离开时间比拍照时间要早得多。

得知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失效后，比尔很快就清醒了，他又称记者走后他去了一家商店购买仙山露酒，以便和爱人一起欢度春宵。由于紧张他再次犯了大错，那家商店中从未出售过仙山露，因此这个版本仍然无法采信。

“哈迦纳”活动

在核实了他履历的真实性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军事学院的研究和参与西班牙内战的经历都未得到证实，甚至他在“哈迦纳”的活动也受到质疑。

而且，比尔声称自己是纯种犹太人，也引起了极大的怀疑。体格检查表明，他没行割礼，与犹太人的传统做法相去甚远。比尔再次用他家人世俗化和欧化并且不遵循传统的家庭原因来狡辩。哈雷尔本人在听了他的辩解后，怒不可遏地拆穿了这些谎言：

“你在撒谎！我们在奥地利找不到你父母的踪迹。如果就像你说的那样，他们是典型的犹太父母，那为什么不给你做割礼呢？我们检查了奥地利的所有记录，你从来没有在街垒上战斗过。你也从来没有像你声称的那样获得过博士学位，更没有上过大学。你没有去军校是因为当时不允许犹太人去。我们查了名单，你的名字不在那里。现在告诉我，你是谁？我们想要真相！”

摩萨德的头儿从未收到问题的答案，比尔既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承认自己为克格勃工作。

但是，摩萨德确信自己抓到了苏联间谍。

哈雷尔称比尔的曝光是克格勃最大的失败，大量的情报流失却被选择性遗忘。

为了挖掘更多信息，特工科恩设法与比尔建立了信任的关系，除了表现出尊敬，他还给被拘留者提供了最爱的昂贵雪茄和高级威士忌。

以色列·比尔（中），审判前在法院外的警察两侧

被捕一周后，比尔在另一次审问中承认他与苏联合作，履历上关于他在军事学院学习和参加西班牙战争的信息都是虚构的。但他断然否认将有关以色列的情报传送给苏联并获取金钱报酬，而是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

他说：“迟早，世界上只有苏联一个超级大国。因此与俄罗斯保持正常关系比与西方保持正常关系更为重要。我几乎没有给俄国人任何有关以色列的信息，只告诉他们我对北约的了解。”

在比尔的公寓中搜寻时，发现了所谓的“利维坦计划”，这是有关在以色列准备军事政变的文件，还有一个笔记本，其中一些日期用黑色和红色铅笔圈了出来。

调查人员怀疑这本笔记是密码本，但是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弄清楚加密方式。很快，令他们失望了，这些标志着他与爱人约会的日期。

比尔与科恩之间的争斗持续了整整7天，崩溃之后他终于开始自白。

08 英雄还是鼹鼠？

但审讯记录与英国作家的描述大相径庭。

比尔称被苏联征召始于1956年，当时他在一名以色列记者的公寓里遇到了苏联塔斯社的代表、苏联情报部门的知名成员谢尔盖·卢西耶夫。

大约一个月后，比尔被邀请到米莎·艾德伯格的公寓。艾德伯格是工党的老对手，也是左派组织“苏以友好运动”的核心活动家。在抵达艾德伯格的公寓后不久，卢西耶夫“出乎意料”地来访，并提到他在新闻工作中的一些“挫折”：他缺乏信息来源，以色列媒体不断诽谤苏联，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愿意向苏联人宣传以色列的观点。

卢西耶夫邀请比尔成为以色列的发言人，希望继续与比尔会面，并通过电话安排下一次见面。然而，1956年9月比尔还没来得及给他打电话，就“巧合”地再次遇到卢西耶夫。

比尔向以色列总理通报了这个新认识的人，本古里安建议他与沙巴克的负责人讨论这个问题。比尔在一次单独的会议上又向国内安全总局负责人报告了这个问题。沙巴克头儿阿莫斯·曼诺警告他，卢西耶夫是苏联情报部门的一员，有着险恶意图。尽管收到了警告，比尔还是不断与卢西耶夫见面。

阿莫斯·曼诺

1956年9月，伊瑟·哈雷尔约谈他时，他也汇报了与卢西耶夫的熟识，并再次被警告。

比尔声称，他与苏联的进一步关系是在1957年9月至1958年1月期间在保加利亚、苏联和南斯拉夫领事馆举行的三次庆祝活动上。比尔再次见到了卢西耶夫，并被介绍给了瓦西里·阿夫代恩科，他是苏联情报部门的高级成员，以克格勃分支机构的负责人的身份驻扎在苏联大使馆。

比尔说，双方就以色列和苏联的政治关系和战略问题进行了认真磋商，阿夫代恩科后来把比尔介绍给索科洛夫。

1958年1月后索科洛夫成了他的新联络人，他们逐渐从半公开的见面转变为就涉及西方国家的军事问题和有关以色列军事问题举行的密谋会议。在与比尔情报关系的进一步升华中，索科洛夫对与以色列的安全问题越来越感兴趣，得到了许多复印件。

1961年初，索科洛夫的变得更加咄咄逼人，甚至充满威胁性。他要求比尔提供有关以色列核潜力的信息，并暗示他永远无法割断与苏联的联系。据比尔说，他感到震惊，开始重新考虑情报关系，这段关系始于政治认同，后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鼹鼠的故事”。

他甚至考虑过转投沙巴克，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哈雷尔对他怀有敌意，并在会见德国将军后对他言辞激烈。

出于对苏联情报官压力的回应，比尔向他提供了那个建在土耳其的北约基地计划。

除此之外，他没有再承认任何事情。

1962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比尔犯有叛国罪，并被判处十年监禁。伊瑟·哈雷尔对判决不满意，他认为比尔对该国安全造成了重大损害，要求将刑期至少延长到15年。

以色列最高法院听取了摩萨德负责人的意见，为比尔增加了五年的刑期。这种惩罚对他来说就是终生监禁，1966年5月1日，比尔因突发因心脏病死在自己的牢房内。

最后三年他在狱中撰写了《以色列的安全：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书。

也许作家伯纳德·赫顿是对的，以色列·比尔的确是库尔特同志的化身。

也许整个故事真的就像比尔说得那么严丝合缝，他只是误入歧途的羔羊。

英雄还是鼹鼠，完全取决于角度。

无论真相如何扑朔迷离，以比尔的能力本可以安然享受高官厚禄、受许多人尊重敬仰，却甘心独自在隐蔽战线潜伏20余年，或许只能用信仰才解释得通。

全文完，谢谢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