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是一个移民城市（大连，移民之城，多元文化之都）

大连地区广大农村居民，多是清代初年移民后裔；大连现代城市居民，多是20世纪初山东、河北及江浙一带移民后裔，表现出浓重的移民遗风。

明末清初，两军对辽东的争夺，使今大连地区迤至九连城的辽东半岛南部沦为“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荒漠之地，“仅残存数百人”。这种荒凉状况持续了70余年。

清立国至1733年间，今大连地区连建县的条件都不具备，只得隶属海城县。

为了开发辽南，清顺治十年(1651年)颁行了对移民十分优惠的《辽东招民垦荒则例》。条例中规定：凡能够招到100人丁来辽东的，不管其过去从事何业，也不管其身份是官是民，“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文官正六品，武官正五品）；招至人丁60人者，“文授州同（从六品，相当于县级），武授千总（正六品，相当于连副）”。

对招来的移民，全部编人旗籍，计民授田，发给耕牛和种子。同时分拨京城八旗兵员和长白山八旗居民来大连地区戍边、垦殖，对他们的政策更为优厚，可以跑马圈地，成为私产。非八旗移民主要来自鲁、苏、闽、浙诸省。

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复州移民达8万人，宁海县（金州以南地区）移民达3.7万人。整个大连地区移民人口达11.7万人、垦殖耕地317万亩。清廷的招民垦荒政策是清立国后开发辽东最重要的举措。移民们“白手起家，艰辛开拓、旷土尽辟，桑梓满野，耕织岁滋”。大连地区不仅农耕发达，海运贸易事业也兴盛一时。

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70余年中，平均每年有70万担豆麦等粮谷经大连诸港运抵江浙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金州南金书院先后培养出10名进士，44名举人和219名秀才。这在大连地区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标志着移民及后代总体素质的提高。

◆闯关东的一家老小

清末，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发旅顺口，并将大连湾地区纳人辽东沿海防御区加以“固边”。围绕海防建设，又出现一次移民活动。这次移民尽管规模不大，却是大连移民史上带有选择性、移民素质最高的一次移民。

由于修建炮台工事和旅顺大坞，急需一批技术工人，清旅顺工程局便从山东威海、天津等地招募一批能工巧匠，其中有木工匠、泥瓦匠、铁匠、建筑师、机械手等。他们大多有一技之长和一定的文化基础，智商高，头脑灵活。这些技术工人很快成为旅顺大坞建设和旅顺至大连湾30余座炮台建设的技术骨干，由清政府发给工资，成为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这些技术工人及其家属，是清朝实际统治大连地区的最后一代移民。他们的定居，对大连地区人口的结构注入了新的血液，对人群总体素质的提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世纪末、沙俄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占旅大后，在大连青泥洼修建商港并扩建旅顺军港。

为解决工程劳动力不足，沙俄统治当局从山东、河北等地招民工为其从事苦役。据1901年统计，大连市（达里尼）户口籍人口25687人，其中中国人23768人，俄国人1514人。城市中人口几乎全部是外地移民。随着城市建设和港口规模的扩大，民工数量剧增，成为新的移民。

1903年7月，潜入旅顺口侦探情报的英国陆军中校哥德在他的《满洲观察报告》中说：“俄国要把旅顺口建成为远东的喀琅施塔得。大约有6万多名中国劳动者，日夜不停地在从事修筑市街、港口、船坞、要塞、道路的军工劳动。”至1904年，进入旅顺、大连的劳工已经达到12万人。劳工通过水陆二路进入旅大：水路主要是山东登州、莱州、青州、沂州及凌州的农民，从烟台港乘船来旅大；陆路主要是从济南、武定、东昌、曹州等黄泛区，经天津、山海关、营口辗转到旅大。这些劳工及其家属成为大连城市区移民的主流。大连城市拓建的基础设施建设，浸透了移民的血泪和汗水。

◆沙俄军警监督中国劳工打桥墩

沙俄统治初期，大连地区也有部分居民被移往东北。1900年4月，清盛京将军划定东流围场（今西丰县与东丰县一带）垦区，将旅大租借地金州一带1000户农民迁至东丰县和西丰县屯垦。这部分移民及其后裔至今仍定居该地区。

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俄对旅大地区的统治后，为适应其军事侵略、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扩建港口、开设工厂，再次从山东、河北等地及江浙一带大批招募工人。

他们中有的拉家携口而来，有的单枪匹马闯关东。以旅顺为例，1901年旅顺城市人口29240人，其中中国人8580人。在中国居民中，有5000余人是从天津和山东招募的民工。1905年，关东州有人口37.4万人，到1912年增至60.1万人，至1935年时则超过百万，达到111.9万人。

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关东州人口达到150余万人。人口的急剧增长，标志着日本政治统治的深化和经济掠夺的加剧。在关东州城市人口中，绝大多数（85%左右）是移民及其后代。在殖民统治时期，日本资本家不顾中国工人死活，每天要劳作十五六个小时，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工资十分低下（只有同工种日本工人的1/3～1/4），有大批工人死亡。为补充工人之不足，统治当局反复招工，故移民的绝对数远远高于统治当局统计的年度人口比例数。

在日本统治时期，日本政府还采取了向中国东北大批移民的政策，以图实现永久占领中国东北。

这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也是十分鲜明的特点。日俄战争尚在进行中的时候，日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就提出“满洲开拓问题”，并派员去调查英国对印度的开发机关——东印度公司。日俄和谈的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也提出“为保护国防第一线的永久安全，安排相当数量的大和民族人群定居于满洲，这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占领旅大后，关东都督府便着手在关东州实行移民试验。1914年，日本统治当局从其国内的山口县的爱宕村和川下村首批移人19户日本农民，在金州大魏家稻香村居住，称爱川村（取原村名字头）。

◆1935年6月爱川村在住移民合影

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对日本移民极力袒护，爱川村日本移民经营的670亩水田中，有497亩是强占中国农民的。1920年，日本资本家和田勾结日本金州民政署官员一次就强占金州三十里堡农民3000亩耕地，日本移民实际是欺压剥削中国农民的强盗政策。其间，日本当局还在庄河沿海进行日本移民试点，因水土不服及资源等因素而未果。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金州有日本移民120余户。

◆日本开拓团强占中国民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大连地区移民步伐加快。日本满洲拓植株式会社制定了一份利用20年时间向中国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方案并付诸实施。

日本统治当局称：“满蒙无论从国防、经济、思想以及其他方面来说，都是皇国日本的生命线”，“实际势力之培植，首在人口之增殖，又必须是移植由日本精神培育出来的日本人。”日本向旅大地区移民主要是向城市移植工商业户。1910年，日本向旅大城市移民即达3.6万人，1925年达到10万人；1935年达到15.9万人，1945年则达到25万人（其中旅顺日本人17259人），占关东州总人口的13%，成为日本人在东北最大的聚居区。

日本移民一部分在船渠工厂和沙河口工厂等厂矿当工人（1942年时大连机车厂就有日本工人3513人），另一小部分日本移民开办商行或成为企业主。日本大批工商业户涌入关东州，在统治当局的庇护下，垄断了关东州的工业和商业，中国民族工商业纷纷被挤垮，日本完全控制了大连地区的经济。在日本统治旅大期问，除日侨外，还向旅大移人部分其他籍外国人，以朝鲜人居多。

据1944年7月统计，关东州累计有朝鲜人8214人。1946年10月26日，大连市政府决定遣送居住在大连的日本人回国。至1949年9月，先后分4批将20余万名日侨遣送回国。至此，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移民永久霸占旅大及东北的阴谋，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彻底破产。

另外，在清末民初，大连北部的庄河地区农民为生活所迫，部分流徙到边外定居。最早的流徙地区在内蒙古的阿荣旗。1914年庄河长岭人刘绍一带领族人至内蒙古的阿荣旗垦殖，到1923年时庄河流徙人口达到3000余人。据1936年统计，内蒙古的阿荣旗有人口13558人，其中85%是庄河人，故该地有第二庄河之称（1985年统计，内蒙古的阿荣旗20个乡镇人口29.5万人中庄河籍人口达8万人；布特哈旗总人口23万人中庄河籍人口3万人）。在沦陷时期，统治当局强行将庄河地区3000名农民押送至黑龙江汤源、密山、克山及方正县垦荒并定居，以为统治当局提供更多的粮食。

◆移民家居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的安排，大连地区在50～60年代安置了一批外省市移民。1960年，山东省即墨县兴修水库，水淹区的居民根据国家的安排，一部分移往辽宁地区。旅大市接收了一批山东移民，其中金县接收移民531户，安置在金县北部的三十里堡、二十里堡、石河、大魏家、七顶山等自然条件比较好、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

国家拨出安置费10.52万元，地方政府也拨出一定的款项补贴，为每户建房3～4间。1960年7月，山东省掖县、胶南县迁来支边户885户计4303人，旅大市政府将他们安排在复县（瓦房店市）定居。同年，山东胶南县铁山公社修建水库，根据国务院统一安排，甘井子区接收移民100户，分别安排在前牧、后牧、营城子、沙岗子、金龙寺沟、西小磨子等生产大队。此外，从新中国成立初到20世纪末，大连市行政区内由于兴修水库、公路等建设项目，特别是修建碧流河水库工程，涉及大批移民，都得到政府妥善安置。

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庄河地区先后有10万人流徙至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的克东、林口、汤原、海伦、海林、通河、桦南、东丰、敦化、辽源等县垦荒谋生。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居民生活所迫，另一个原因是由于20世纪初庄河一批人北徙内蒙古和黑龙江、吉林定居。这部分移民仍与原籍亲友保持联系，经穿针引线便出现批量北徙。1969年，随着旅大地区社会经济的好转，庄河地区流徙到东北各地的10余万名移民中，有5.4万人先后返回庄河原籍。这部居民也都得到各级政府的妥善安排。

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必然带来民俗文化和习俗的多重性，从而使大连城乡社会习俗成为独具地方特点的风尚，就连体貌形态也独树一帜：具有身材比较高大，性情敦厚豪爽，与人为善，心胸宽阔，广结四方宾朋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