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至1970年间,澳大利亚政府强行将大约10万名原住民儿童与家人分开,送至专门机构或白人家庭“收养”,切断他们与原生族群的语言和文化联系,逼迫他们“融入白人社会”。人们把当年遭强行“收养”的澳大利亚原住民称作“被偷走的一代人”。
其中,有一部分原住民儿童当年被送往澳大利亚克罗克岛,长期遭受殴打和性虐待,日前,他们中的12名幸存者就当年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与澳大利亚联合教会和联邦政府达成庭外和解。现年79岁的艾琳·卡明斯就是其中一名受害者。
澳大利亚原住民 艾琳·卡明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终于可以公开谈论这件事,继续活下去。我们不是要钱,而是试图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我想我们做到了。
1948年,年仅4岁的艾琳·卡明斯被澳大利亚政府从位于阿纳姆地的家中强行带走,如今那一幕仍印在她的脑海里。

澳大利亚原住民 艾琳·卡明斯:我记得从卡车后排看向母亲,不知道自己将去往哪里,不知道在我身上将发生些什么,这些都是我创伤的一部分。
与大量原住民儿童一道,艾琳·卡明斯被送至澳大利亚克罗克岛的一个教堂,这一待就是15年。其间,卡明斯长期遭受传教士的虐待和性侵。据她回忆,原住民儿童还一度被迫接受药物试验。

澳大利亚原住民 艾琳·卡明斯:我们那时候还没长大,只有5到10岁。他们在我们身上做试验,他们凭什么这样对待孩子们?我都尽量不去回忆当年那些事儿。
2021年,卡明斯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回忆了她被强行带离家人后首次与母亲团聚的场景。

澳大利亚原住民 艾琳·卡明斯:我问她(母亲)“你知道我是谁吗”,她说“我知道,你是我被他们偷走的女儿艾琳”。她只说了这句话,然后我说“好吧”。我很沮丧,那么多年了,我一直期待见到我母亲,然后我真见到她了,她却没什么反应。可你怎么能去怪她呢?
15年失去的陪伴永远无法弥补,但在艾琳母亲心中,有个疑问一辈子也未能解答。

澳大利亚原住民 艾琳·卡明斯 :我坐在母亲身旁问她“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带走吗”,她说“不知道,艾琳,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带走呢”“我有工作,我在养牛场工作”“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她也不理解白人系统这是在干什么。她不知道,无论我多少次试图向她解释,她都不明白澳大利亚政府在干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最让我难受的地方。但至少在母亲死之前,我和她又在一起生活了15年,而“被偷走的一代人”中很多人做不到。
原住民一路血泪 生存现状依然堪忧
正如艾琳·卡明斯所说,很多“被偷走的一代人”根本没机会等到这一种族同化政策被废除。但是,像艾琳·卡明斯这样,哪怕她已经回到父母身边,他们这个群体的生存现状也依然很差。
澳大利亚历史上对原住民实行“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政策,使大批原住民惨遭屠杀和奴役。原住民人口从殖民前的75万至100万锐减至如今不到8万,约占全国人口3%。
澳大利亚政府还对原住民实施一系列同化政策,将原住民后代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进行所谓的“现代化教育”,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政策才被逐步废除。

历史学家 雷诺兹:澳大利亚政府曾认为,原住民在种族上低人一等,没有办法参与到现代社会中,必须到寄宿家庭寄养,在20世纪的澳大利亚几乎都是这样。原住民没有公民的权利,他们受到白人官员的奴役,很多很多儿童被从家长身边带走。
2008年,澳政府才第一次向这些“被偷走的一代”原住民正式道歉。

对于“被偷走的一代”,我要说以下的话:作为澳大利亚总理,我说“对不起”;代表澳大利亚政府,我说“对不起”;代表澳大利亚议会,我说“对不起”。

虽然政府已经道歉,但是之后澳大利亚对原住民的政策仍然令人失望,原住民的生存境况依然堪忧。官方数据显示,原住民人均预期寿命比非原住民短大约8年,原住民的失业率是全澳平均失业率的近4倍。许多原住民集中生活的地区偏远荒芜,经济条件很差。

南澳大利亚州原住民 玛拉格莱特:我们很艰难,有时候真的很艰难。没有交通工具,人们只能走路去采些李子,外面非常热。
在司法层面,澳大利亚对于原住民的系统性种族歧视依然根深蒂固,原住民常常成为被针对的对象。有数据显示,自1991年至2020年,澳大利亚有近440名原住民在在押服刑期间意外身亡,却没有一个涉事警察被指控。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1484位真人故事我叫dan,中文名叫唐丹忠。这个名字还是我太太的姥爷给我取的,用了我妻子的姓唐。我的英文名的谐音丹忠则表示忠诚,寄托着岳父对我和妻子这个小家庭的殷切期望。可以说,我的名字颇有中西合璧的味道。我喜欢中国这片土地,更好奇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未来会发生什么的变化。我曾经很不喜欢别人叫我老外,觉得自己被排斥了,可现在,中国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心也有一半成了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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