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移民东南亚历史（侨居东南亚的这些华人）

在之前的历史印象当中，近500多年的近代史，是西方海外扩张的历史，也是中国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的历史。实际上随着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国民间不但开展了大规模的海外贸易，而且还产生了大规模的移民。当时海外华人移民主要分为三个类型，政治难民、经济移民，以及华裔的再移民。其中迫于经济与人口压力，经济移民是主流。

所谓的“闭关锁国”

中国历史上尽管一度有海禁，但是海禁的效果并不明显，海禁期间，走私猖獗，而且还发展出走私的集团。

同时中国的海禁也不是一项持续的国策，而是有时候会施行，有时候会放开。明朝在朱棣时期，并没有实施海禁政策，后来嘉靖年间曾一度强化加强管制，但是到了明朝末年，海禁政策名存实亡。

很多历史学家把隆庆元年（1567年），当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不是通常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认为此时海禁的废止，是中国通过东南亚移民融入世界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开始。

清朝初年，也曾经实行了海禁，和明朝相似都是为了国家安全的考虑，明朝是为了防范蒙古从海上入侵，而清朝是为了防范明朝的残余势力，用海禁来断绝他们的生路。

清朝海禁其实只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郑成功的后人投降清朝之后，海禁实际上彻底废除。

但是“闭关锁国”并不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种封闭源于对海外华裔商人的偏见，担心这些商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所以当时朝廷规定，去海外做生意的停留不能超过2年的时间，否则就会遭到处罚，而且还被贴上不忠不孝的标签。

国家层面上也从来不鼓励去和欧洲人去竞争，甚至对衣锦还乡的华人加以苛责。直至甲午战争，清廷战败，才意识到这些心系祖国的华人的重要性，豁免了海外华人的污名。

中国这些华人移民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很独特的群体，他们虽然远离故土，但是依旧与家乡，族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从未离开过。

东南亚移民的由来

清朝初年的移民大多是不愿投降清朝的政治难民，而且移民也是闽南人居多。清朝初年战乱频繁，清廷虽然实施了严格的海禁，但是很多人还是偷渡出境。

这些华人直接前往南洋，或者由台湾前往南洋，当时台湾郑成功也大力招募福建的百姓进入台湾垦荒，并且开拓海外贸易。这些政治难民多居住在泰国宋卡一带，还有一些广东的难民，远赴马六甲，著名的青云亭会馆，曾一度安置很多难民，还被俗称为“华族避难朝堂”。爪哇也是难民主要逃亡的地方，郑克爽投降清朝的时候，爪哇的华人一度达到5万多人。

这些战乱移民当中，最有成就的可能就是鄚玖了，他在康熙十年的时候，逃到越南中南部，被真腊国王封为“屋牙”。鄚玖在本地承包赌博税，采银矿，很快暴富。有了经济实力之后，他招募广东福建的难民来河仙，安置这些难民，并且分给他们土地。之后河仙日益繁荣，吸引了国内外商船前来贸易，一时成为贸易重地。

这些政治难民，分三个时期前往东南亚，南明永历皇帝在云南抗击清朝大败，之后从腾越逃到缅北，据说随行的臣民达到2千多人。目前在缅甸的敏家，就是南明余部的后裔，后来吴三桂起兵失败之后，也有大量的余部逃往缅甸。

明朝广东龙门总兵杨彦迪率领3000多人，乘战船50多艘，前往云南广南，广南王不敢收留他们，之后他们又前往柬埔寨，后来定居柬埔寨东浦。之后东浦成为沿海著名的商埠，福建广东很多沿海的百姓，也纷纷前来投奔。

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政治难民是清军攻下台湾之后，那些不愿投降清朝的百姓，乘船前往南洋各地，有些抵达吕宋岛，有些到了泰国，有些逃到爪哇，还有些去了马六甲，逃亡人数近4千人。

清朝时期的贸易移民

在泰昌元年（1620年）清朝人口的5千多万，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上升至1亿5千万。仅在1779年至1850年，中国人口就增长了56%，到太平天国时期人口已经达到4亿3千万。

人口的增加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实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二是“摊丁入亩”税负的改革，取消了千年的人头税以及丁役银，而且玉米、番薯等大量外来食物的引入都间接促进了人口增长。但是人口增长对于现有资源，以及社会资源都造成严重的压力。

拿长江流域为例，长江流域人口在1200万，而耕地面积只有250万英亩，相比于同时期英国866万人口，拥有3560万英亩的土地，长江三角洲几乎是单一的种植业经济，当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资本化不断增长之时,长江三角洲却正往更高的劳动密集化这一相反的方向演变，结果无疑是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同时期英国爆发圈地运动，产生了大量的无产者，他们积极开拓海外殖民地。

在清朝收复台湾的1683年，在爪哇的华人就达到5万人以上，这些移民大都是通过贸易的途径来到东南亚。虽然清朝初年曾经实行了海禁，但是郑氏集团仍然进入东南沿海，与本地商人进行贸易，只要海外贸易存在，这些商民就可以出国。

东南沿海人民以海洋为生，海外贸易也是他们生活的出路之一，此时沿海的官员也多从此牟利。比如在1650年，达到日本长崎的往来船只就达到70多艘，其中，安海船41艘，大部分在郑成功旗下；泉州船4艘、大泥船3艘、福州船5艘、南京船1艘、漳州船1艘及广南船2艘，均为郑成功属下船只。直至清军攻下台湾的1683年，来自台湾郑氏船舶仍有11艘。

大批的百姓随着贸易出国，不少人定居海外。据荷印吧城政府统计，从1644年开始，每年抵达吧城的华工就达到400余人，到了1661年，居住在吧城的华工达到1万多人。

经济移民是为了谋求好的生存条件，随着商船出国移民是做生意，打工者的主体。即使清朝海禁最严格的时期，只要海外贸易存在，这些移民仍然可以远渡海外。

历史上那些去海外的谋生者，彼此之间通过亲情为纽带，形成一个整体，抱团取暖，精神上互相支持，生意上互通有无。这些华人社会逐渐形成了地缘性的组织，这些组织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竞争力，并逐渐形成稳定社群。

历史上会馆就是这种地缘性的组织，成员之间无论是聊家常还是谈生意，都有互相信任的基础，在脆弱的社会关系当中，乡情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20世纪末，东南亚的华人华侨总数约3200万，分散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少华人华侨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不仅在所住国家占据重要位置，在世界经济舞台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金融业是东南亚华人经济的一个强项，可动用的资金在3000多亿美元，与阿拉伯人、犹太人并列为三大金融力量。在有些东南亚国家，虽然华人人数不占据优势，但是经济实力却占据绝对的优势，比如泰国华人，人口占比不足11%，但是却占据上市公司总量的81%，90%的工商业资本，还有半数的银行自然都为华人所拥有。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只要乡村社会的组织和文化没有被铲除，外出工作，乃至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就不会真正走远，他们会回来，会用他们的方式回来，乡村某种程度的凋敝或许只是短暂的现象。

这种先天的种族特征，让海外华人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他们似乎永远都不会融入移居社会当中去。随着19世纪，民族国家的观念在全世界普及，这种“心存祖国”思想的海外移民，竟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遭到迫害。他们不同程度遇到民族社会思潮的影响，像犹太人一样，遭到排斥，这也是身居东南亚这些华人最为令人担忧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