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非洲人社会交往与跨文化适应（从利玛窦故乡归来——对跨文化交流中文化适应的思考）

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 利玛窦生前最后的演讲词

利玛窦（matteo ricci）号西泰，又号清泰，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一个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响当当的名字。利玛窦的墓地就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礼堂西侧小树林里。我因公于2010年9月出访了意大利，且有幸在他的家乡逗留了两天。利玛窦出生的小镇，如今是意大利亚得里亚海西岸马尔凯大区马切拉塔省省会马切拉塔市（macerata）。我们一行受到了从省长到市长的接待，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意大利人的热情，以及他们对文化的开放心态。

我曾因私或因公几次出国，惟有到访利玛窦家乡的那一次归来后的心情格外激动。抚今追昔，思绪万千，有些东西涌动心中，不吐不快。为什么利玛窦能够跨越中西文化的藩篱与隔阂，历尽千难险阻最终被中国明朝的皇帝和臣民认可和接纳？面对全球范围内东西方文明一轮又一轮的对话与交流，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利玛窦身上学到些经验呢？

一、利玛窦跨文化沟通的经验——文化适应

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利玛窦30岁就来到中国传教，在中国生活了长达28年。他的一生，前半生在意大利，后半生在中国，前后时间大体一样长。意大利为了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在马切拉塔市主教座堂（duomo） 正面外墙上，悬挂着大约二人高的利玛窦的巨幅画像。看看他那中国式样的服饰和安然的目光，没人会反对这样的说法，他既是意大利人，又是中国人。从今天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利玛窦之所以能够圆满地完成他在中国的传教使命，正是因为他成功地把握了“文化适应”（cultural acclimation）的原则，展示了跨文化沟通的技巧。

1.克服种族优越感的障碍，主动通过学习中国文化来传播基督教教义

利玛窦吸取他之前一些传教士的教训，自觉而有效地克服或抑制了自身“天主教的文化优越感”。他深入当时的中国社会，广交朋友，不仅从书本上学习了中国文化，而且注重从生活中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他1582年一来到中国，就苦心钻研中国文化，到1595年短短的13年，利玛窦竟“穿着打扮悉随乡俗”，俨若一个中国的“读书人”。利玛窦学习中国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他传播宗教的使命。正如1605年，他给耶稣会总长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在中国，通过我们的科学，就能收获累累硕果……我建议，所有在这里的神父努力学习中国文化，把这作为一种很大程度上决定传教团存亡的事情看待。”

2.跨越语言障碍，主动掌握和运用“纯正”、“高雅”的汉语

利玛窦运用所学汉语，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翻译、汉语注音、介绍中国社会风情等。1594年，利玛窦用了四年时间，终于把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译文成为来华传教士的语言教科书；1605年，利玛窦请求耶稣会“派些数学家并随身带科学书来北京”，此后，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其中的《几何原本》，就是最有影响的译著。英文中沿用至今的“confucius”一词，实际上是拉丁文，首次被利玛窦用来称呼孔子。1598年，还编制了汉语拉丁拼音表。1595年以后，他的几部中文著作陆续出版，如《交友论》、《二十五箴言》、《天主实义》、《畸人十篇》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友论》中所体现的西方博爱思想吸引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士大夫们，受到他们的青睐。他们相信，西儒对交友的见解符合中国圣人的早期言论。因此，《交友论》一经问世，多次再版，并被编入多种汉语丛书，成为中国思想和伦理宝库中的一部分。

3.消除陌生感和敌意，广泛结交中国各阶层的朋友

利玛窦在中国，面对天主教传教工作所受到的抵制和困难，例如居留点问题、“天津妖术十字架事件”等等，他没有放弃过，而是积极想对策来应对。“他以自己的数学知识震慑了中国人”，他结交士大夫，获得官府统治层的保护。他在临终前得到中国明朝万历皇帝的肯定，死后还获得万历皇帝的恩准，赐予北京二里沟“滕公栅栏”为其墓地。“进驻京城”是利玛窦来中国传教的初衷和夙愿，这愿望的实现，不仅仅依靠个人生前的努力，还依仗了他生前结交的广大中国朋友的上下打点疏通。

4.在跨文化交流中，注意寻找文化之间的共同性

利玛窦的功绩在于他发现了联结西方和远东的纽带——“超越个人差异和民族区别”存在着文化“亲和力”，即文化的共同性。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事务是关乎文化的传播。当开始讲授基督教教义的时候，受到很多中国社会民众的抵制和怀疑。他没有像其他传教士那样固守老做法，继续碰壁，而是善于变通，寻找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伦理相一致的部分入手，引导中国人了解基督教、接受基督教。他悉心研究有关孔子、朱熹等人的思想，摸索出新的方法——用“中国典籍来证明他的基督教学说符合中国古代优秀的一切，它使士大夫中间最有学问者所发现的一切臻于完善。”于是，使中国人相信，“基督教学说不是‘外国的’”，而是中国化了的。

二、利玛窦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外来文化本土化

站在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跨文化交流过程就是文化适应的过程，也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过程。外来文化本土化，既实现了外来文化的传播和价值，又增强了本土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利玛窦，不但是中西方成功对话和尊重他人信仰的楷模，也是成功运用“文化适应”原则的典范。

1.对汉语拼音体系的开创性贡献

利玛窦对传播中国文化的突出贡献在语言上。利玛窦为他以后的西方人以及中国人学习汉语，提供了简便的、世界性的汉语语音标示系统，也就是，用拉丁字母标注汉字的发音。从更大意义上来说，他帮助建立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而是在思想上的交流。在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做了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在谈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发展时，提到了利玛窦等人的汉字注音工作：“…… 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已经经历了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一六o五年，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初用拉丁字母来给汉字注音。一六二五年，另外一个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又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办法著了一部《西儒耳目资》。他们的目的是为适应外国人学习汉语汉文的需要。”

2.“入乡随俗”，主动适应新文化

利玛窦对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启示是，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利玛窦的故事告诉人们：开放、包容、容忍、尊重，或者说“求同存异”，不仅仅是个人对其他文化的态度和行为原则，也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交往的准绳。正因为利玛窦坚守了使天主教中国化的策略，他才能放下天主教固有的“霸道与高傲”，潜心研究中国文化近三十载，积极地融入上流士大夫阶层，成为引人注目的“泰西儒士”。一手《圣经》、一手《论语》是对利玛窦的最好写照。由于他融入了中国社会，方便了他传播罗马文化，使其圆满地完成了在中国的使命。2010年是利玛窦在北京逝世四百周年。意大利和中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重新认识利玛窦的成就及其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教宗本笃十六世2009年5月6日给马切拉塔市克劳迪奥？朱里奥多利主教的致函，肯定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耶稣会士利玛窦……一生中用多年时间致力于西方和东方之间有成效的对话……他的典范也是今天欧洲与中华文明之间有益相遇的模式……他以完全尊重的态度接近中国文化和精神传统以及所有一切。实际上，这种态度表现了他的传教工作是在数千年高贵的中华文明与基督信仰新事物之间寻求和谐的这一特征。……是对话和尊重他人信仰的楷模。”

《论语》的开篇首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被世人所熟知。利玛窦曾经以双重文化传递者的角色用文言文写下了广为流传的《交友论》，他与徐光启等晚明士大夫的友谊更是为后人津津乐道。

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校园中的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已经成为架起中意两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基地。悠悠岁月，融汇中西，虽然时间的脚步从未停止，但这段历史却永远凝固在我们的校园里。

谨以此文纪念利玛窦逝世410周年。

视频配音：刘晓昀（英语）

主编：刘玉洁

监制：刘红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