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这个因“诺基亚”而闻名世界的北欧国家,被认为是全球最清廉的国家之一。在监察贪腐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清廉国家榜单上,芬兰一直名列前茅。
虽然大家都承认“诺基亚”是一个传奇一般的存在,但很多人对于“最清廉国家”这一称号就不是这么信服了。毕竟“清廉”是一个难以量化的概念,而“透明国际”也并非万能且绝对客观的权威组织。
那么,就从这个“最清廉的国家”芬兰开始说吧。
芬兰从各方面看,都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
从人类文明史看,芬兰地区直到青铜器时代,才开始出现少量农业聚落。可能是因为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就连横行北欧的维京人也未曾在此建立聚落。目前有很多学者认为,芬兰在11世纪前,虽有聚落,但其状态仍然与“荒漠”无异。
而从国家史看,芬兰长期以来也都扮演着“被统治者”的角色:
11世纪,基督教传入芬兰,同时基督教政权也开始了对芬兰的征服:瑞典、丹麦、诺夫哥罗德、条顿骑士团。最终在1249年,第二次瑞典十字军占领了芬兰,自此芬兰进入了长达600多年的瑞典王朝统治时代。
直到1809年的芬兰战争,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击败瑞典军队,占领芬兰全境。亚历山大一世并没有将芬兰直接吞并,而是亚历山大一世自己兼任芬兰大公,并把权力下放给了波尔沃议会,芬兰在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自治大公国。这便是持续109年的芬兰大公国时代。
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主持波尔沃议会的开幕
芬兰大公国时期,芬兰开始逐渐向工业国转型。虽然直到二战之后,芬兰仍旧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但实际上矿业、机械制造业的基础已经打下。
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芬兰宣布独立,苏俄、德国等国承认了芬兰的独立。但在独立之后,芬兰陷入了短暂的混乱:1918年,反对社会主义的“白军”与支持社会主义的“红军”展开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内战。
内战结束之后,芬兰经历过短暂的王政复辟,最终在1919年,建立了存续至今的芬兰共和国。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保王思想,甚至法西斯思潮都曾在芬兰国内流行,但每一种思潮也都未能长久地独占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而所有这些思潮,最终给予芬兰人民的是对于独立和自由的强烈愿望。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愿望,芬兰共和国在成立之后,未曾真正加入过欧洲的“站队”:
芬兰曾被苏联入侵,也曾入侵苏联,双方还曾签订过友好条约,但芬兰从来不曾加入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
芬兰曾经和纳粹德国有过军事合作,甚至一同对苏作战,但芬兰从未真正加入轴心国,并在二战后期将纳粹德军从芬兰领土上驱逐了出去;
“白军”统帅曼纳海姆举行内战结束的阅兵仪式
在二战后,芬兰拒绝了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与北欧理事会、欧共体有很多协议,但芬兰很晚才真正加入这些组织。
芬兰在战后并没有迅速崛起,反而因为国内缺少工作岗位,导致了民众大规模向瑞典等国移民。但随着欧共体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芬兰开始向美国和西欧派遣留学生。
留学生带回的先进的技术,加上芬兰国内的工业基础,使得芬兰开始从一个农业国向制造业国家转型。虽然原材料、能源和部分工业组件都需要进口,但芬兰凭借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造纸、木材等“森林工业”,实现了经济腾飞。
上世纪70年代,芬兰的国民收入已经和英国、日本并肩;上世纪80年代,芬兰的国民储蓄率位居世界第一,达到了8%。
而今天的芬兰,除了“森林工业”之外,还有以造船、汽车制造、工程产品为主的“金属工业”。同时也通过电子产品、石油、电子游戏领域的发展,实现了产业多元化。至今也依然是生活品质极高的发达国家:2018年统计,人均gdp达到52422美元,基尼指数仅有0.262。
但如此发达的芬兰,也曾深陷贪腐泥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芬兰的政府规模也逐渐扩大:1970年~1990年,芬兰的公务人员数量增长了两倍左右。
权力滋生腐败,随着公务人员数量的增加,芬兰的腐败案件也开始逐渐增多,大型腐败案件几乎都集中于城市规划、市政采购等部门,甚至有些案件也涉及到了国会议员。80年代,芬兰的腐败犯罪达到顶峰,整个国家内部腐败横行。
正是因为曾经深陷腐败泥潭,芬兰才开始了坚定的反腐败建设。有些文章说,芬兰人普遍鄙视贪腐行为,因此芬兰才能成为清廉国家。但从更多的资料来看,芬兰并没有把反腐寄托在人民群众的道德上,而是选择了法律和制度先行:
芬兰法律中,构成腐败罪的起点较低,且惩罚严重。不仅仅是金钱贿赂,珠宝电器、免费旅行,甚至荣誉头衔也同样被视为贿赂,且足以构成刑罚条件;
制定公务消费规章和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所有公务消费都有严格的规章,并由专门的管理人员代理执行,而且公职人员必须申报财产和收入来源,公众和媒体可以查阅官员的财产、收入、纳税状况;
设立独立的监察专员制度。监察专员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其监察范围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级法院、警察和军队系统以及芬兰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同时还有严密的税收监管,广泛的社会监督,将权力牢牢地锁在笼子之中。
不仅仅是对于政府,芬兰的法律和制度对于私人企业也施加了强有力的监管:
比如说,一些法律法规的制定,需要政府和企业一同协作。在欧美等国,往往采取政府与企业谈判协商,最终落实成为法律。但是谈判协商有时既影响了效率,同时又留下了寻租的空间,这就给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条件。
芬兰采取的方式是,建立公开透明的组织通道,在制定法律法规之前,通过组织通道获知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综合各方面的诉求,最终形成一个共识,在此基础上制定法律,形成标准。这种政府为主导治理、社会组织协调配合的良性管理格局,在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权力的同时,也减少了权力的滥用。
在制度层面遏制了腐败之后,才是清廉文化的建设。芬兰人的廉政教育,不仅面向公务员群体,更是面向全社会人员:中学就设有基础法律教育课程,培养公民的守法观念,让公民倾向于通过合法渠道解决问题,而非行贿。
芬兰的崇尚廉洁,鄙视贪腐的文化氛围,不是所谓“芬兰人的天生性格”或是什么“民族精神”,也不是一天就普及开来的信条和原则。而是芬兰人民在见证了腐败问题对国家的危害之后,决定自我革新,长期坚持反腐败斗争的结果。
严刑峻法,再加上道德文化的约束,两者相辅相成,才使芬兰成为了“世界最清廉国家”。
芬兰的廉政建设确有其独到之处,但答案是不能照抄的。
芬兰早在19世纪就已经打下了优秀的工业基础,因而得以在后来的工业化浪潮中实现本国的大发展和经济腾飞;且芬兰国土面积为3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552万人,人口密度仅为18人/平方公里,说是地广人稀也不为过。
芬兰的人口密度图
高经济总量,低人口规模,贫富差距小……这些优良的条件,现如今一些前工业化的国家都不具备。照搬答案,并无益处,甚至可能有害。
并且近年来,芬兰学者们发现,在芬兰市镇一级政府部门,“老友圈”式的腐败问题越来越普遍:一些市镇公职人员,往往把一些工程、任务交给朋友圈中的某些熟人承包商,而出现质量问题后,用“承包商的选择具有偶然性”来推脱责任;
同时,市镇一级的工作人员,也因为互相之间较为熟悉,导致发生类似行为之后,往往选择无视。甚至有时因为惧怕遭到报复而选择逃避检举责任。
这种“老友圈”式的腐败问题,说明芬兰的廉政体系也不是完美无缺,同样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但是,芬兰的反腐经验,又确实是值得学习的。比如健全法律制度,将权力牢牢锁在笼子里,防止权力的滥用;建立合理的社会管理格局,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作用,又杜绝官商勾结。
而芬兰的众多措施当中,最值得学习的,则是将反腐举措与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
芬兰改革了罚款制度,将罚款金额与受罚者收入相挂钩——中低收入者罚款金额相对较低,高收入者罚款金额相对高昂。以超速罚单为例,大学生的罚款金额约在几百欧元上下,而如果是企业管理层这类高收入群体,罚款金额在几千到一万欧元左右。
这种罚款制度,既给予违法行为以严厉的惩治,对后来者起到警示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社会各群体的公平。
而芬兰的廉政教育,也确实是值得学习的。
健全法律体系和制度,从公民的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塑造守法、反贪的观念,将“托关系”“走后门”等思想扼杀在萌芽之中;对公职人员,从进入政府的第一天起,就应明确告知相关的规定,依法严格管理,通过“严刑峻法”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各社会团体监督政府的同时,也极度重视对内监督,对组织、团体内部的腐败人员持“零容忍”态度,坚决清理。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天生廉洁高尚的民族”,只有对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腐败曾经严重拖累芬兰的发展,是芬兰人民痛定思痛之后,进行自我革新之后,才建设了“世界最清廉国家”。即便这个称号有几分虚假,但芬兰人民的精神也值得学习。
同样,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杜绝腐败的完美方法”。即便是“最清廉”的芬兰,近年来也面对着“老朋友圈”式的腐败。而值得学习的是,芬兰人民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而是坚持不懈地与贪腐行为作斗争,对于贪腐行为进行深入研究,推动法律制度的改进。
芬兰在反贪腐方面的精神和成就,应该予以承认。但是他国的经验是不能生搬硬套的,只有结合本国实际,批判性地学习优秀经验,才能站在巨人肩上,进行真正有效的反腐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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