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你是李秀绅吗?”
1992年,在“黄岗岩暴动”展示馆,一个中年男子拦住了一个老人,说着拗口的中国话。
老人有些诧异地点点头:“我就是,请问你是谁?”
中年男人看到他点头,激动地握住李秀绅的手:“我是移民哥,你还记得我的母亲吗?”
中年男子的话不禁让李秀绅泪目,难道他在日本的妻子,还在等他吗?

二战之后,日本男人大多被派到亚洲各个国家参加侵略战争,导致本国严重缺乏劳工。
为了补充劳动力,1942年,日本政府决定从我国抓取男人送到日本做苦力,来发展经济建设。
从1942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期间,共有4万多名中国人被抓到了日本,他们主要参与挖矿、土木工程建设。

中国劳工每日进行重体力劳动、没有衣服穿、三餐不继,生病了也没有医生为他们治疗,李秀绅不幸被日本人抓住,成为了劳工的一员,又侥幸地存活了下来。
1923年,李秀绅出生于河北新乐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中。
因为日军的侵略和蛮横行径,他们村庄种植的农作物遭到了严重地破坏、村庄的人口遭到了日军的屠杀。
因此,他非常痛恨日军,后来加入了八路军,立誓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不幸的是,在1944年4月,李秀绅和战友在进行游击战的时候被日军抓住,随后被扔到了青岛的一艘货船上。

李秀绅挣扎着坐起来,发现整艘船上有大约300名中国人,大家被塞在了船的底层。
这里空间有限,人和人的身体紧挨着、挤得不行,在炎热的夏季,身上都是热汗,但是空气不流通,导致一呼吸都是腐朽的臭气。
李秀绅想起家中的母亲,感到非常难过,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尽孝,却要被这些日本人不知运到何处,也不知道他们要怎样处置自己。
和李秀绅情绪一样低落的还有很多人,大家每日要忍受着日本人的抽打。

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若是有个头痛脑热的只能硬挺着,若是皮肤溃烂呕吐不止被日本人发现了,就要被刺刀砍死或者直接扔进大海里。
他们一行人在海上行驶了七天七夜,这段时间日本人若是心情不好,必会砍掉一两个人的耳朵来泄愤,大家敢怒不敢言,只能在暗夜偷偷哭泣。
很多人都想要跳入大海中一了百了,日本人便拿着枪支和刺刀,不让他们靠近海边,就怕人太少了到时候无法交差。
国民党中有一个叫做耿谆的上尉连长,尽管他自己也被折磨得半死不活,却劝告大家要冷静下来不要寻死,因为只有活着才能报仇,只有活着才有希望重新见到亲人。

这里的人有国民党战俘、共产党战俘和普通的农民,大家此时都站到了一条船上,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日本人。
这300名被抓人员,将耿谆视为主心骨,李秀绅也是如此,有机会的时候便和耿谆说两句话,聊完后便又重新找到了坚持的力量。
当轮船到达了日本后,日本人便将他们送到了秋田县花岗町中山寮战俘营,这里有一些朝鲜战俘、美国战俘。
他们浑身脏兮兮的,都在有气无力地干活,旁边站着拿着牛鞭的日本人,看谁干活慢了就上前抽几鞭子、踹上几脚。

他们这批人是第22批被送到日本做苦力的中国人,前面的中国人大多被送到了日本其他的地方,花岗这里刚开始仅有他们这300人,后来又运来了一批700人的中国劳工,这些人都认耿谆为大队长。
他们在这里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每天工作15个小时,还要忍受日本人的毒打,穿着水泥袋子撕成的布条,吃着会让人拉肚子的橡子面。
若是有人胆敢对日本人的责骂表示愤怒,第二天他的头颅便会被挂在高高的旗帜上,用来警示这些劳工。
1944年冬天,这些劳工被逼着在冰天雪地中挖沟并且抬水泥,他们的手上被冻得没有了知觉,身上都是冻疮。

中国劳工
不到半年的时间,这里的劳工已经死了将近300人,活着的人每天感受到生命的威胁,大家的情绪也愈发不满。
于是在共产党员李光荣、贾毅民,国民党员耿谆、刘虞卿等人的组织下,大家在悄悄地准备暴动,为了能扩大力量,耿谆还联系了朝鲜的战俘。
李秀绅也在苦苦等待着暴动的那一天,他要为自己饿死的同胞报仇,要杀死这帮日本鬼子。
在1945年6月,共有700多名劳工发动了暴动,他们将这些日日折磨人的日本监工打死,并逃到了附近的狮子森山一带。

劳工住处
可惜的是,日军派来了2万人来捕杀,由于人数和武器的劣势,这场有组织的暴动最终失败了,这些劳工被打死了100多,剩下的都被抓起来双手反绑。
日本人让他们跪在广场上暴晒三天三夜,在这期间不给他们食物,还要经常去鞭笞他们。
在广场上,李秀绅遭到了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折磨,随后他们一行人又被关进了监狱中,等待着法庭的审判。
在十二天的审讯期间,日本人被耿谆辩驳得哑口无言,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恶行站不住脚,最后强行将大家定罪。

耿谆被判处了死刑,其他的人也被判了无期徒刑和不同的有期徒刑刑罚,李秀绅被判了7年的有期徒刑。
可就在他们绝望时,事件突然有了转机。
一个日本青年不知怎么混进了监狱,他偷偷塞给耿谆等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日本战败,世界和平”
后来,日本军方果然释放了这些中国劳工,大部分战俘被送回了国内。
但是耿谆、李秀绅等26个人被要求留在日本,等待着到时候在军事法庭上,控诉日本在花岗事件中对中国人所犯下的罪孽。
在1945年11月,这些日本战犯最终被审判定罪,有3人被判处了绞刑,其他虐待中国劳工的战犯也遭到了应有的惩罚。

因为国民党的官员要求李秀绅继续呆在日本,做警卫工作,他便继续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
他为人老实善良,和周围的人相处得都不错,有一个清洁工是个热心肠的人,看着这个年轻小伙人这么好居然没有老婆,便提出要给他介绍个对象。
李秀绅误以为她在开玩笑,便点头表示:“行啊,介绍一个呗!”
后来李秀绅便又投入工作中,便没有在意此事,没想到几日后,清洁工竟然带来了一个漂亮的日本姑娘,并告诉李秀绅,这是自己给她介绍的对象。

她就是令木登江,是一个日本的大学生,因为在报纸上看到了“花岗暴动”的事迹,听说李秀绅是一个参加了暴动的大英雄,便穿着黑色和服,打扮的漂漂亮亮地来相亲了。
李秀绅第一次见到令木登江,便有一种心动的感觉,特别是她白皙的面孔上那一抹娇羞,更是让他心醉。
令木登江看着李秀绅目瞪口呆的样子,捂嘴笑了一下,随后开口道:“你爱不爱我?”
这......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该说的话吗?
李秀绅感觉这进展太快了,可是他是个直爽的人,既然自己心中喜欢他,便说道:“你这么好看,我是移民哥,李秀绅便又后悔了,他想起了两国之间的战争仇恨,以及他参加的“花岗暴动”,便犹豫地说道:“可是我们毕竟......我痛恨日本人,也杀过日本人。”
原本李秀绅认为这个女子会为自己的扫兴而拂袖离去,可是她却只是笑了笑,表示:“我不在意,我认为那些战犯都是坏人,他们也欺负过我们,你做得很好,你是个英雄!”
两人就这样交往了下去,很快便结婚生子,两人的生活费用全靠李秀绅的工资维持。
令木登江生下了一个男孩,她很贤惠,每次都把好吃的留给李秀绅和孩子,自己便吃些剩菜剩饭。

可是在1947年秋天,两人的幸福生活便结束了,国民党命令李秀绅将几个日本战犯带回中国进行定罪。
李秀绅既为自己能够回国而感到高兴,又不舍日本的妻儿,令木登江没有多说什么,一边为李秀绅收拾行李,一边默默地掉眼泪。
在给李秀绅送行的路上,令木登江嘱咐着:“你不要忘记我,一定要回来。”
李秀绅重重地点头答应了,便转身离开,却没有想到,这一分别两人就是将近50年没有再见。

回到了国内,办完了战犯的交接事宜,李秀绅却被通知不得再回到日本了,不仅如此,还要让他强行加入国民党。
李秀绅在得知自己日本护照作废的那一刹那,是非常崩溃的。
在国民党内呆了一年多后,便迎来了解放,他作为普通的士兵没有做过什么恶事,后来被共产党赦免后回到了老家。
他年迈的母亲,在得知自己儿子竟然在日本娶妻生子后非常愤怒,说道:“日本鬼子当初害得我们那么惨,你怎么能娶一个日本人?我告诉你,不许回去找她,赶紧忘记了她。”

李秀绅作为一个孝子,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和满脸的皱纹,怎么能不答应呢?
随后,他的母亲便为他介绍了一门亲事,李秀绅虽然觉得对不起令木登江,却也只能照办,他的新婚妻子是一个温柔的女人,他俩又生下了孩子。
他不希望令木登江为了自己苦苦等待着,便多次送信到日本,并且拜托自己的日本朋友帮忙联系令木登江。
可是多年来都石沉大海,了无音信。
在1989年,年迈的大队长耿谆找到了李秀绅。

他想把花岗事件的幸存者联合起来,大家一起要求鹿岛建设公司给受难者和幸存者道歉,建设纪念馆,并进行相应的经济补偿。
李秀绅没有忘记当年所受的屈辱,在知道当初是为这家黑公司打工后,便一直痛恨着,如今有了机会,当然要为自己争取一个公道。
东京那边的法院收了被告的好处,便偏护着鹿岛建设公司,将审判的日期一拖再拖。
实在拖不了了,竟然在法庭上宣布“中止审理”,并在最后下达了一个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的理由是诉讼时效已过,可是当初鹿岛建设公司犯下的可是残害人命等滔天罪孽,怎么能用这个理由便轻易地搪塞过去呢?
于是,李秀绅等人仍旧积极为收集证据、再次到日本高级法院上诉做准备。
在1993年,在参加“花岗暴动”的展出中,却遇到了一个40多岁的日本人,这个人见到李秀绅后,便泪流满面地问道:“你可还记得我的母亲令木登江?”
李秀绅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位男子,发现非常眼熟,于是他不可置信地问道:“你是我的儿子李国峯?”

父子二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从李国峯的口中,李秀绅知道令木登江在自己离开后,一个人拉扯着孩子,日子过得非常凄苦,坚持了两年,最终在家人的相劝下,另嫁给了一个日本人为妻。
在儿子的安排下,令木登江在两年后来到了日本。
李秀绅和令木登江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拥抱到了一起,回忆起当年的事情,两位老人相视一笑,都是命运弄人,他们谁也不怪谁。
李秀绅的中国妻子知道了他们的事情后,非常感动,还热情地邀请令木登江母子到自己的家中做客。

耿谆控诉鹿岛公司虐待中国劳工罪行
在2000年11月,在“花岗事件”幸存者的努力争取下,鹿岛建设公司拿出了5亿日元的赔偿金,却拒不道歉,耿谆拒不接受赔偿,并且坚持要他们道歉。
最终鹿岛建设公司公开道歉,耿谆也将赔偿金分发给了当年“花岗事件”的受难者。
2016年,当年被抓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360万元人民币,可是日本政府却以《日中共同声明》中放弃了赔偿为借口,拒绝支付赔偿金。
可这是国家间的赔偿,难道个人受到的损害也可以因为这个声明,便不要求赔偿了吗?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当年的幸存者又少了几个,但是活着的仍旧在争取着,希望他们能早日获得日本政府的赔偿。
参考文献:
中国新闻网:《“花冈起义”和平纪念馆在日本开馆 告慰死难劳工》
抗日战争纪念网:《花岗暴动纪实》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震惊日本朝野的“花冈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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