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内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需要一个丰富的、高水平的劳动力结构,于是新加坡政府以此为目标,在精心设计的政策框架内,逐步放开了对外来移民的限制。
新加坡的“自由的”移民政策所针对的对象和相关的权利分配都是有限的,自由是相较于早期的严格的移民管制来说的。但在移民限制得以放松的这期间,新加坡的人口的确实现了有效增长。那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新加坡有什么应对政策呢?

无技能和低技能的外国劳工进入新加坡受到了严格限制。实际上,对这类劳工的需求与否和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状况密切相关,他们在新加坡经济发展强盛时期作为一种补充劳动力存在,而在新加坡经济衰退时期则作为一种减少本国公民失业的缓冲机制存在。
他们是随时可以被“丢弃”的外国人。新加坡的外来劳工历史悠久,最早是为了利用这个群体来弥补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所形成的劳工缺口。在新加坡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国家内部的一般劳动力供应不足,需借由外来劳工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1965年,被迫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后,有着强烈生存危机意识的新加坡政府立即着手推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有效解决了新加坡公民的就业问题,维护了国家的稳定。然而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加大了对低技能工人和熟练工的需求,而国内的劳动力市场逐渐无法满足越来越大的劳动力需要。
因此,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加坡政府开始逐步放开传统的移民来源——马来西亚半岛的临时工人被准许入境,考虑到他们在历史和文化上与新加坡社会的高度相似性,有利于把控其与新加坡社会发生冲突的风险。

到了经济衰退时期,客工被遣返回国,这可以为新加坡国内的劳动力市场提供极大的缓冲空间,有利于在经济困难时期保证新加坡公民的就业。但若经济恢复迅速,提出较为迫切且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在放开移民的速度和范围上都将面临很大的挑战。
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从经济危机中复苏后,新加坡开始从泰国、孟加拉国和缅甸等非传统国家招募劳动力,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是来自建筑业的需求,而家政工人则从印尼和菲律宾招募。

20世纪后期,新加坡在成功实现了几次产业转型之后,对外来劳工的需求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只有某些特定行业存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不能满足其劳动力需求,需要额外的外来劳工输入。
这些行业主要涉及几类必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建筑行业、船运业和家政业三大产业为主。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的、新加坡人不愿从事的职业也以外国劳工群体为主。

在新加坡建国前后,大部分的马来人因殖民时期的“特殊地位”而无法及时跟上国家的发展速度,多从事社会中的“低水平”工作。后来,新加坡政府出于构建和谐族群社会的目的,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国内三大族群的职业结构来缩小族际间的差距。
在受教育问题上为马来人提供便利和支持,并在职业发展上为其提供专门的培训等。多年来,马来人受益于此类政策,从事的职业内容有了很大改变。
于是国内的一些低工资和脏环境的职业空缺都主要靠外国劳工填补。但是一般的外来劳工所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较低,且他们大多具有临时性特征,与新加坡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引进外国专业人才的战略目标并不相符。

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技术人才供给上的缺口。1979年,为了与其他低劳动力成本的东南亚国家竞争,新加坡提出了“第二次工业化”的口号,欲尽快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新加坡政府针对劳动力市场的两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一是以政策手段提高全国平均薪酬水平,以此淘汰了部分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获取利润的企业,实现优竞劣汰的产业转型。

二是重视国内的科技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大学和专科学校为基地,为产业升级储备人才,成立技能发展基金以支持员工参加技能培训,提升企业工人的普遍技术水平。
这些措施推动了产业转型,但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升级,也对“技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大、更高的要求。面对其他亚洲国家不断增强的竞争力和新加坡自身经济发展不断上升的成本,政府将新的希望寄托在知识经济、创新和创意上,为了保持新加坡的领先地位,人才被确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但现实却是新加坡国内生育率回升的不确定性,人才培养的长期性,以及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需求的紧迫性,这些均促使新加坡政府将目光放在别处,移民这个“万精油”成为了最佳选择。
90年代相关政策的出台,使得“新加坡将再次成为一个移民社会”的说法不胫而走。自1997年起,新加坡先后制定了“外来人才政策”、“再造新加坡计划”等吸引全球人才的开放政策,制定了将新加坡打造成“人才之家”的国家战略。

1999年新加坡公布《人力21世纪:一个人才都市的远景》战略规划,正式将“把新加坡打造成人才之都”提上议程。以新加坡几个关键的人口指标变动为观察对象,不难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加坡人口的实际变动情况与政策的出台相吻合。
新加坡居民包括了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非居民人口是指在新加坡工作、学习或居住但没有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游客和短期访问者并不包含在内。

而在非居民人口中既包含了短期的“季节性劳工”和未来将离开的学生,也存在着潜在的永久居民。因此若需判断其新移民战略的具体实施成果,需要同时考量非居民人口和永久居民人口这两个指标的变化。
1990年,非居民和永久居民的人口数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2000年时,二者的上升幅度更为明显。到了2010年,非居民人口和永久居民人数分别突破了一百万和50万的大关,且在此后的十年间继续维持在了此基数之上。

新加坡的人才战略在2000年取得了初步成效,当时新加坡永久居民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占32.7%,而新加坡公民中的大学生率仅占9.5%。进入21世纪后,新加坡又出台了大量的战略举措来吸引外国的专业移民。
其实不难看出,21世纪前后两个时期出台的移民战略所针对的群体都是“外国人才”。新加坡政府将受过高等教育的、具备专业技术的外国人,以及拥有丰厚资产的外国企业家都囊括在这个概念之内,期望凭借外国人才的专业技术和财富投资来保证新加坡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不同的权利分配是新加坡新移民政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分类方式是以不同类型的工作证来确定不同技能水平、不同薪酬标准的外国人的准入,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他们的基本权利。
新加坡人力部针对打算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人签发各种类型的工作准证,这是用来区分不同水平外国人的权利的关键。

这是因为,这些外国人在入境前申请的工作准证类型有严格的资格限制,而在这一过程中就已经确定了哪些人在之后可以申请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哪些人只能在新加坡临时工作。
对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而言,只有拥有就业准证或s准证才有资格向新加坡的移民和关卡局申请永久居留权。而低技能的外国劳工只能取得工作许可证,这些人具有不稳定性的特征,在新加坡工作时他们既不被允许带家人来,也不允许与当地人结婚。

关于非居民的进一步权利分配还体现在就业准证或s准证的持有人可在满足相应的条件后,为其已婚配偶或21岁以下未婚子女申请“家属准证”,这样一来,他们的家属也具备了在新加坡找工作的权利。
除了严格区分非新加坡居民间的不同权利以外,新加坡政府还十分重视“区别对待”新加坡的居民和非居民两个主体,甚至是永久居民与新加坡公民之间也存在着权利差异。

与非居民相比,作为准新加坡公民的永久居民拥有除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以外的新加坡公民所拥有的所有权利和福利。而与永久居民相比,新加坡公民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要享有更多的国家补贴——享受更多的医疗和教育补贴,有资格直接向房屋发展委员会购买补贴公寓并获得相当的市场折扣等。
不同身份对应的不同权利是新加坡政府维护本国公民利益的表现,也是鼓励拥有技术、知识和资本的外国人来新加坡定居的一种手段。

不容置疑的是,新加坡的移民治理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收紧移民政策成功控制了移民的进入数量,并设置了国家融合委员会等专门机构来推动新移民在新加坡社会的融合,这些措施均有效缓解了新加坡公民的不满情绪,为构建一个和谐的新加坡社会提供了基础。

同时,新加坡政府还兼顾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这十年来新加坡经济稳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十分迅速。新加坡政府迅速确立了新移民治理的目标,即通过具体的治理措施来缓解新加坡社会中的关于新移民和新移民政策的不满,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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