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移民台湾的历史（台湾历史上是如何和大陆紧密联系起来）

隋炀帝

到了隋朝时期，隋炀帝杨广在出兵征服林邑（今越南）后，令陈稜前往流求（台湾）招降。流求王不愿臣服，出兵对抗陈稜部队被陈稜大败：“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

吴国君主孙权前往台湾，主要是为了寻找兵源和战略缓冲地，而隋炀帝杨广更是单纯为了宣扬国威，并没有在台湾设立管理机构或驻守军队。

两岸人民民间贸易日渐密切，而政治却并未归拢。

而到了南宋时期，澎湖群岛被明确划归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管辖，并派出军队前往台湾驻守戍边。

到了元朝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在澎湖列岛设澎湖巡检司，对台湾首次进行了政治管理机构的设立。

大陆人民涌入澎湖群岛，向着台湾地区开拓耕地，大规模移居台湾。

在大陆的带动下，台湾地区的经济、农业、文明得到了飞速发展，两岸之间的作物、瓷器、硫磺等资源流通更为频繁。

由此可见，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受大陆所影响。大陆与台湾之间每次紧密的联系，就会使得两岸关系更进一步，促使台湾社会各方面迎来飞速发展。

逐渐与周边国家接轨

至于台湾逐渐融入世界贸易交换格局，是从明清时期开始的。

由于明朝前期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制定了严酷的刑罚防止民间出海通商，因此沿海民间贸易逐渐走上了走私道路。

这些民间贸易集团联合起日本倭寇公然对抗明朝，而地理位置重要的台湾岛自然成为了他们的乐园，形成了久剿不绝的“倭寇之乱”。

台湾自此由一个农耕生产为主的岛屿，逐渐转变为各国通商贸易的中转站。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时期，为“扬大明国威”，其宝船携带了大量中国的贵重宝物，这使得沿线国家对于中国的瓷器、丝绸产生了大量的需求。

然而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却使得市面上的丝绸瓷器有价无市。这让东南沿海及台湾岛屿上的商人、海盗看到了商机。

他们勾结海关官员，暗中走私这些贸易顺差极大的暴利货物。明朝朝廷无力禁止这一现象，又对油水十分动心，因此也就默许了这一行为的存在。

到了明朝中叶，海禁政策开始出现松弛，两岸之间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正常贸易。因为海禁政策而流亡于海上的走私团伙及海盗，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台湾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除了这些明朝的敌对势力外，忙于在世界各地殖民“无主之岛”的西方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个“福尔摩沙”（美丽之岛）。

1624年，当时最为强大海上霸主荷兰侵占了澎湖岛，想要以此作为自己远东殖民贸易据点。

明朝为了消灭占据台湾岛的敌对势力，想出了一个看似“驱虎吞狼”的昏招，派出了福建官员与荷兰进行交涉。

福建官员“善心”地指出，愿意用更大的“东番”（台湾）换取澎湖岛，希望荷兰转攻台湾。

荷兰先是与明朝爆发了料罗湾海战，发现占不到什么便宜后，于是便接受了明朝的建议，前往攻占台湾。

荷兰在台湾南部上岸，成功赶走了占据于此的西班牙殖民者，与台湾海盗集团分庭抗礼。

一开始台湾海盗集团尚能占据优势，可随着荷兰的势力不断壮大，海盗集团感到了生存威胁。

为了生存，海盗集团在1628年归顺了明朝，并成功击败了荷兰，成为了我国东南沿海的贸易霸主。

到这里，看似明朝“驱虎吞狼”之策大为成功，既平定了海上叛乱，又打击了荷兰的侵略气焰。然而实际上，以郑芝龙为首的海盗集团，并非是真的忠心归顺明朝，而是想要趁机将东南沿海发展为自己的独立国家。

而盘踞在台湾岛上的荷兰侵略者，也并没有其被彻底赶走，而是暂时蛰伏了起来。

在明朝走向灭亡的关键时刻，郑芝龙突然倒戈降清，荷兰趁机占据了台湾，并在此侵占整整38年之久。

荷兰将台湾视为在东亚地区的转运中心，将从大陆贸易或走私来的丝绸、糖、瓷器等物品转运至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将西方带来的胡椒、香料、琥珀等洋货，由台湾转运输送进大陆。

荷兰的殖民统治，不仅大量掠夺了台湾当地的自然资源财富，还使得台湾陷入了分裂的风险之中。

幸运的是，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是一个富有爱国精神的民族英雄。郑芝龙降清之前，郑成功就毅然与其父分道扬镳，独自走上抗清驱荷的反抗道路。

郑成功率领父亲旧部渡过台湾海峡，一边全力收复被荷兰侵占的失地，一边在台湾各地实施军垦恢复生产。

最终郑成功不仅收复了台湾，还将台湾落后的农业制度、土地制度革新，使得台湾社会得到了显著发展。

后来，清朝将台湾的郑氏集团分而破之，将台湾重新纳入中国版图。

台湾经过几百年海盗、走私团伙、殖民者的经营，已经不再是当初落后封闭的农耕岛屿，而是一跃成为了清朝对外贸易的重要枢纽。

郑成功

清朝时期融入世界交换格局

为了管控台湾和征收赋税，清朝只开放了台南地区与大陆对渡，这使得内陆对台湾的供给达不到其需求值，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走私行为。

后来由于台湾经济的迅猛发展，清廷不断开放台湾的诸多港口。在大陆政策的影响下，台湾的贸易经济更为旺盛，两岸的贸易繁荣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规模。

康熙二十三年（1683），厦门设立闽海关正口，设厦门港与台湾安平港对渡。

1684 至 1784 年厦门是与台湾往来的唯一口岸，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通过厦门来实现，很快成为清初主要经济中心和福建最大的贸易港口。

中外商船云集厦门，呈现“货物聚集，关税充盈”的繁荣景象。

“市肆日闹也，货贿财物日增而日益也，宾客商旅日集而日繁也。”

厦门港对台贸易的高潮时期：

“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

随着台湾经济北移，乾隆年间闽台中北部贸易港的对渡，改变了泉州对厦门港的附属地位。

乾隆四十九年（1784）泉州蚶江口被指定为台湾彰化鹿仔港的对渡口岸，同时在此地设立海防官署，管辖泉州府五县的对台贸易。

乾隆五十七年，蚶江又辟航线至台湾淡水八里坌；道光四年，再辟航线到台湾海丰。

至此，两岸对渡的 5 条航线中，蚶江占了 3 条。蚶江成为泉台经贸的集散地。

为装船方便，商家们纷纷来蚶江设立“行郊”，蚶江也由此成为海峡两岸“行郊”尤为集中的地方，乾隆中叶就有郊商近百家。

同样随着台湾经济由南向北发展，与福建对渡的港口也先后繁荣。

比如与蚶江对渡的台湾府彰化县鹿港，自乾隆四十九年正式开港后，成为“商艘云集、盛于鹿耳”的台湾第二大市镇。

特别是在乾隆五十年到道光末年的 60 年间，是鹿港的全盛时期，与当今的台南、万华（时称艋舺）并誉为台湾三大门户。时至今日仍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说，鹿港昔日的繁华可想而知。

《彰化县志》载:

“鹿港大街，街衢纵横皆有，大街长三里许，泉、厦郊商店多，舟车辐车奏，百货充盈，台自群城而外，各处货市，当以鹿港为最，港中街名甚多，总以鹿港街概之。”

又如艋舺，当时是台北地区最重要的货物集散中心及郊商聚集的港埠所在地。道光元年姚莹《台北道里记》对当时的情形略加描述：

“艋舺，民居铺户约四五千家，外即八里坌口，商船聚集，寰门门贵最盛，淡水仓在焉，同知岁中半居此，盖民富而事繁也。”

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向列强开放了诸多港口，而台湾也得以将贸易网络进一步扩大化。在发达的贸易网络之下，又占据着“山高皇帝远”的天然优势，台湾的走私贸易更为壮大。

走私团伙将台湾盛产的稻米、食盐大量走私输入大陆，在国际贸易网络大量进口鸦片。

因为鸦片对于整个台湾社会的侵蚀，其进口占比曾一度达到了全岛进口额的八成。

由于鸦片对于社会和国力的严重危害性，清廷对鸦片加以高额的海关赋税，因此台湾的鸦片商人常常会采用走私的形式输入鸦片。

当地的穷苦百姓，也会因为走私的高利润铤而走险，彼时台湾的走私现象十分严重。

走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诸多港口与世界贸易网络接轨，同时加强了海峡两岸经济的快速交流融合。

如此从文化、经济、社会各方面来看看来，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相互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1945年日本的投降结束了二战的同时，也结束了台湾日占的50年历史。在日本占领台湾岛的前期，1895年到1915年的20年间，台湾人民为了反抗日军，起义数十次。

“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是台湾人民为了回归祖国的呼声。

而日占带来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亡，其后国民政府对台湾治理的失败和台湾原住人民的矛盾冲突加剧，并伴随着蒋介石败退台湾，推远了台湾与大陆的距离。

但正如国民政府1938年4月1日提出的声明：“台湾是我们中国存亡所关的生命线，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断不能让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

台湾省的回归不仅为了国防战略目的，也是在近代历史潮流中，为了回归而奋斗的台湾人民的心声。这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所磨灭，这是两岸人民曾经共同的愿景，也是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