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难民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谁是数字时代的新贵）

science technology

每一代人都会老去……

“数字移民”该怎样融入数字社会？

进退两难

“数字移民”的数字社会适应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正以超乎想象的力量和速度纵深延展，广泛又深刻地影响着工业时代以来所形成的人类文明形态。从媒介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已进入了安德烈亚斯·赫普所说的“深度媒介化”阶段，它意味着构成社会生活的所有元素都与数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发生着深刻的关联。

据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中老年群体网民规模占比大、增速快，40-49岁网民占比为18.4%，在所有年龄段群体中占比位列第二位；50岁及以上群体由2020年12月的26.3%提升至26.8%；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到1.19亿，占比11.5%，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3.2%。这说明了一个现实，即中老年群体正在加速融入网络社会，也牵引出一个问题，即数字媒介形态越来越“新”的同时，人口结构越来越“老”，数字媒体互联化生活与老龄化社会存在的矛盾亟待解决。

“数字移民”作为“数字原住民”与“数字难民”的中间层级，一方面在技术使用和数字文化素养方面与“数字原住民”们相比差异甚大，一方面又存在强烈地参与数字实践的普遍愿望。这使得“数字移民”群体在融入数字社会的过程中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文化隔阂

“数字移民”的数字社会适应状况

我们参照学者周裕琼对我国“数字移民”的年龄界定，并结合“低龄老年人”（60岁-69岁）的划分标准，将“数字移民”群体界定为年龄为 45岁-69 岁并日常性使用数字媒介的人群。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辅以深度访谈，从技术、社会、文化三个维度了解“数字移民”社会适应状况以及排斥性因素，征询其数字化生存适应过程中的媒介需求与数字生活品质提高的建议。

（一）“数字移民”的技术适应状况

“数字移民”的技术适应，即其掌握信息技术相关知识和各种信息技术工具的能力。依照数字化生存能力量化标准，可细化为技术知识与技术应用两个层面。研究发现：

（1）技术知识层面，“数字移民”对数字媒介及其使用方法的了解程度较好，信息获取能力较好，普遍认同数字媒介的信息拓展功能。

（2）技术应用层面，“数字移民”对各类应用软件的掌握程度不一，对社交软件方便联络的认同度最高。

总体而言，从知识与技术两个层面看，“数字移民”群体的数字媒介使用中的技术适应整体情况较好。其中，均值最高的是应用能力层面数字媒介应用中对于社交软件方便与外界联络的认同度，为4.08分；均值最低的是操作层面对于手机应用软件的熟练掌握程度，为3.27分。“数字移民”普遍认为，数字媒介使用给生活带来诸多便利性，在技术适应方面对于数字媒介技术持有积极认可的态度，但客观操作能力不及主观认同度高。

（二）“数字移民”的行为适应状况

“数字移民”的行为适应，即其应用数字技术来满足自己生产与生活等社会参与需要的行为能力，包括数字学习、数字办公、数字消费、数字交往等。

总体而言，从行动层面看，“数字移民”群体的适应性整体情况较好，适应性最好的是与生活内容关联度高的领域。其中，均值最高的是数字网络支付的熟练度；均值最低的是对于数字化办公的熟练掌握程度。网络支付因与日常生活需求和众多消费场景紧密连接，成为“数字移民”必须要掌握的能力，且其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容易学会。而数字办公由于涉及计算机操作较多，且与部分年龄较长的“数字移民”的社会生活相关性低，因而掌握程度也较差。此外，由于人本身的社会性与社交的必要性，“数字移民”的数字社交能力也较好。

（三）“数字移民”的文化适应状况

“数字移民”的文化适应，即其具有数字化生存的自觉意识，能适应数字化生存中的规范、观念、文化等。研究发现：

（1）“数字移民”对数字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认知度很高，在适应数字社会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动性，但对数字化创新精神的理解有所欠缺。

（2）“数字移民”对于掌握和理解数字媒介的自我效能感不高，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容易遭遇阻抗。

（3）“数字移民”对于数字文化的理解能力总体较弱，相关题项均值全部低于中位数3。

（4）“数字移民”基本能够做到节制、理性使用数字媒介，鲜少沉溺。

总体而言， “数字移民”群体的数字媒介使用中的文化适应整体情况一般，均值为3.29分。其中，文化观念理解能力整体较差，且与青年群体文化一致性的认知度最低。同时，尽管样本人群具有较为积极的主动适应意识，但实际的自我效能感与心理满意度不高，这表明他们的具体操作使用中遇到了一些阻抗。

（四）总结发现

通过以上统计发现，“数字移民”的数字化生存适应性整体较好，但表现在技术适应、行为适应与文化适应这三个不同维度上，则存在明显差异。

细分到具体能力考量方面，均值最高的是数字支付与数字交往能力（3.86），都与生活场景紧密相关，成为“数字移民”的生存必备能力，学习的主动性和整体掌握程度最好。而均值最低的则是文化观念理解能力（2.74），这也说明“代际鸿沟”仍然是一个需要考察的社会问题，“数字移民”对数字文化的隔膜，佐证了数字时代的代际文化冲突。（具体见图1）

图1 三维度适应性比较图

家庭与媒介支持

“数字移民”数字社会适应策略

3. 致力更有效的媒介素养提升

当前“数字移民”整体的媒介基础技能操作掌握尚可，但存在“会用”却“用不好”、“了解”却“不理解”的问题，即媒介素养层次不高的问题。因此，对于“数字移民”的数字媒介素养教育不仅要注重基本技能的培养，更要注重高层次能力与态度的培养。

在具体的培育方式上，本研究认为应将相关的媒介素养教育嵌入“数字移民”的生活场景中，以场景使用替代集中培训，以高频率的使用及现场感加深他们的使用感受，激发他们主动探索的兴趣。场景使用的教授人则可以由身边的年轻世代担任，其中，家庭内的数字反哺算是可操作性强且成本低的最佳方式。同时，政府与社区也仍可有所助力，在访谈中部分访谈者提出一对一的指导会更加有效、以及希望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假期可以参与到上门指导中来，这是他们关于媒介使用的真实需求与美好愿景。

每一代人都会老去

“数字移民”社会适应中的

技术公共性旨归

互联网已从工具、实践的层面转化为社会安排或制度的层面从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数字化生存进入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阶段。云课堂、云会议、云交往、云办公等新现实，都表明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强媒介技术特征的数字化、媒介化世界里。时至今日，更能引起人们注意和不适的不是数字化的存在，而恰恰是它的缺席时刻。

每代人都会老去，而技术的公共性价值永恒。希望以后更多更全面的研究可以适用于代际和文化变迁之中，让技术与媒介化发展的成果真正为美好生活服务。

电子期刊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