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徙和移民的区别

史学移民叙事不仅仅是关于某些民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运动，它们实际上试图解释文明的起源，基础叙事在这方面提供的答案非常简单：古代文明是由外部入侵者建立的，他们带来了重要的技能。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种叙述失去了可信度和说服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古代近东（不仅在那里）确定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和种族，这时他们已经连续不断地迁移到该地区，以至于仅仅将一个关键人物确定为文明的原始带来者似乎越来越难以置信。

如果像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古代文明中心一直是大规模移民的目标，那么这些地区一定居住着很多混合种族的人口，因此，将这些混合种族的理念，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移民，将其视为文明崛起的先决条件是合乎逻辑的。

因此，十九世纪后期文化和种族混合叙事兴起。根据这些叙述，文明不是基于纯洁，而是基于异质元素的融合和融合，甚至像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这样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在这方面也非常清楚，并拒绝了纯粹的民族或种族的前提。

此外，迈耶坚信，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总是取决于混合：“文化越高，混合的程度就越大，本土的血统对阻止外国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相反，一个民族越是接受和融合外国影响形成一个内在的统一体，人们通常就越有能力。”

二十世纪初，欧洲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惊人的普遍共识，因此，某些历史实体，例如文明、帝国或民族国家，这样的崛起被认为是一种持续的混合体，并具有不同能力、成就和经验的不同群体或民族在一定时期内进入某个领土。

最初他们互相争斗，但最终形成了一个相互模仿、适应和同化的过程，最终导致混合和融合，越来越明显的是，所有现代国家都具有混合性质，其国家内各种民族数不胜数，甚至肤色人种也都大不相同，这还是因为移民人数众多，这种观点显然反映了当代的经验和思想。

在这方面，“大熔炉”的比喻，大概是由英国犹太作家赞格威尔为现代移民社会创造的，同样适合古代文明。

巴比伦人是古代混合民族的缩影，它产生了一个强大的文明和帝国，同样，这种观点起源于圣经，其中提到创世记中方言混乱的城市，尼布甲尼撒帝国的首都，正如旧约其他部分所描述的那样，似乎居住着异质的人口。

出于这个原因，几乎所有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历史学家都强调古巴比伦人的混合性格，坚持这种叙述的历史学家以一种与上述不同的方式呈现文明的起源，他们认为巴比伦文明不是苏美尔人的舶来品，也不是与闪米特人的种族战争，而是这两个种族的高效混合体。

正如英国亚述学家阿奇博尔德·赛斯（archibald sayce）所说：“我们充其量所熟悉的巴比伦文明是苏美尔和闪米特元素融合的结果。”

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赫尔曼·施耐德（hermann schneider）在谈到反复出现的移民浪潮时，根据不断混合的民族和种族建立的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一般规律：“因此，文明的创造者和承载者不是苏美尔人、赫梯人或波斯人，也不是古巴比伦人、迦南人或亚拉姆-迦勒底闪米特人，而是一贯混合的民族。”

国家诞生于种族混合的观点远非局限于近东或古代历史，在一些欧洲民族主义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英国的案例，与传统对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关注相反，而是并与之竞争，“新种族历史”成立于 19 世纪后期，将英国历史呈现为不同入侵种族的融合，包括所谓的史前祖先以及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丹麦人、维京人和诺曼人（法国人）。

因此，所有这些种族的混合似乎成为英国实力的基础，最后最不重要的反而是大英帝国的力量，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英国作家发现了他们自己国家与历史上其他帝国的所谓混合起源之间的相似之处。

当然，罗马人是这种比较的主要对象，但巴比伦人在这个论述中也特别突出，乔治·罗林森（george rawlinson）是最早利用考古学和亚述学的新结果撰写古代近东概况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已经在将英国人、罗马人和巴比伦人的混合特征相提并论：“就像古代的罗马人和现代欧洲的英国人一样，他们（巴比伦人）是一个类似于‘所有国家的命脉’一般的存在。”

各种种族的联盟，两者之间存在着鲜明而激烈的对比，现在人们普遍承认，这些种族是世界历史上发挥最杰出作用的种族之一，并且对其进步影响最大。

许多英国学者在这种比较中效仿罗林森，并声称混血儿普遍优越：“混血儿总是最好的;在生存斗争中落后的是更纯血统的民族。”德国和法国的历史学家通常在这方面更为谨慎，但二十世纪初的大多数欧洲学者都同意这个问题。

然而，人们不应该将当代关于混合的话语，与二十世纪后期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学中混合性和差异的浪漫化混为一谈，尽管人们认可移民和混合是文明的源泉，但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很大问题，其整个讨论都是矛盾的。

大多数学者同时提到了混合物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从而为反叙事提供了可能性，这方面的中心问题只是移民是谁。

迈耶在这方面非常清楚，声称人民或国家的“内部统一”和富有成效的“融合”取决于组成部分的和谐，但“如果不成功，混合就是毁灭性的，正如当代话语所说，混合体无法找到和谐，例如，混合体中的元素太多，或者它们之间普遍不相容，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具有所谓的对立的身体或精神特征，可能会有不同的原因。

出于这个原因，混合的史学叙述总是围绕着对单个元素（即民族）的识别和分类，这些元素被认为是构成文明或民族的，正是这些问题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文化或民族历史叙事与“生物历史叙事”联系起来。

此外，与区分假定的积极和消极因素有关的问题在优生学等新兴学科中至关重要，这一理念在德国被称为种族卫生（rassenhygiene）。

因此，除了关于成功的混合和由于迁移到某个领土而导致的文明崛起的故事之外，历史似乎还提供了负面混合的例子，尤其是在古代近东，这样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尽管像施耐德这样后来加入纳粹党的学者称赞苏美尔人和闪米特人的混合是一种巴比伦的“大爆炸”，但对后来的闪米特移民的认可要少得多，一个民族的混合似乎显得过于夸张，是一种极端的帝国的缩影，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新巴比伦帝国，尽管这个形象也源于圣经，但事实依旧如此。

当然，除了本文所描述的那些之外，还有其他几种方式可以讲述早期移民的历史，试图将移民的史学简化为仅这三种模式是错误的，详细的研究肯定会揭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其他移民叙述，以及新史学的不同叙述。

然而，在今天关于移徙的论述中，不难找到这里讨论的三种叙述的例子，尽管如上所述，在最近关于文明崛起的学术著作中，基础叙事被认为是幼稚的，但这些旧故事的变体和元素仍然很常见，一般来说，假定的文明创始人在流行的考古学记载中比在学术话语中存在得更多。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所谓的伪考古学领域，尤其是当涉及到人类文明的所谓外星根源时，例如，埃里希·冯·达尼肯（erich von d?niken）的书与十九世纪的史学记载惊人地相似：外星人扮演着与美索不达米亚迦勒底人等神话创始人相同的角色。

这样更容易找到破坏叙事连续性的例子，除了在罗马帝国衰落的历史解释中弗尔克万东的新货币，在最近的欧洲难民危机期间，群众运动、破坏和衰落之间的联系在反移民运动中无处不在。

最后，混合叙事不仅主导了关于全球化、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现代和后现代文学，而且主导了最近的史学，大多数正在发现古代社会种族多样性的当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采用的叙事的悠久史学传统。

由于所有叙事基本上都是矛盾的，并为构建反叙事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彻底检查我们今天（不仅是史学）关于移民的著作也可能揭示它们的矛盾和重写，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较旧的迁徙叙事有助于我们敏锐地看待我们自己对人类迁徙历史和现在的看法的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