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察去日本抓人（日本特高科擅闯汪公馆抓人）

1942年7月29日清晨，突然日军特高科带着一队日本兵冲进了汪公馆。

汪精卫公馆旧址

不等汪精卫作反应，他便招呼着手下将汪精卫的贴身翻译汪锦元给抓起来了。

见日本特高科不分青红皂白就抓人，陈壁君大声质问：“你们胆子好大，竟然敢跑到总统府里抓人，连招呼都不打，还有没有理了？你们凭啥说他是共产党员，有证据吗？”

最终在陈壁君的“任性”下，原本要被枪毙的这名翻译还是被保了下来。

陈璧君

那么，汪锦元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为何日本特高科要抓走他？

1909年，汪锦元出生在日本，父亲汪钟卿是中国人，他妈大桥对子是日本人。1910年，父亲结束日本留学，带全家回到苏州。1916年，汪仲卿病死。一个单身日本寡妇在汪家很难立足。于是大桥对子带着儿子去上海教书养活娘俩。
1922年，13岁的汪锦元被母亲送去日本大姨家。他姨夫家正赶上做生意失败，供他念完小学就送他去工厂做工。可恨的工厂主不光扣他钱，还打他。汪锦元愤而辞职，年仅13岁他在日本受尽屈辱。

16岁时，汪母得知儿子在日本生活的并不愉快，便将他接回了上海。虽然母子二人过得并不富裕，但与母亲团聚的日子，让汪锦元很知足。
母亲托朋友给他在日本人开的报社找了一份打杂的工作。而汪锦元所去的这家小报，是日本特高科的一个收集中国经济、军事信息的情报站。

汪锦元的工作，一开始是打扫卫生、跑跑腿什么的杂活。后来，日森虎发现他聪明勤快，就教给他一些文字翻译和文章编辑的知识。

期间，汪锦元接触到了不少关于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内部文件，而当时“上海通讯社”有个名叫手岛博俊的记者，此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中共秘密党员。

汪锦元和手岛博俊的关系特别好，每次日森不在的时候，汪锦元就会和手岛博俊聊天，一次聊天中，汪锦元就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手岛博俊。

手岛博俊又把情况向上级反映了，经过调查后发现，泄密的是一个周姓区委书记，汪锦元在不知不觉中就为组织立下了一次功劳。

日森虎人品极坏，常辱骂汪锦元。这件事发生后，他对汪锦元也产生了怀疑。于是，汪锦元便提出了辞职。后经人介绍，他到了日本人清水办的“日晔社”当抄写员。清水给汪锦元一辆脚踏车，让他到处收集材料。时间一长，汪锦元发现清水是个间谍，为日本驻沪海军搜集中国十九路军的情报。汪锦元便主动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告知手岛博俊。

随着形势的发展，手岛博俊让汪锦元辞去了“日晔社”的工作，由手岛介绍到“江南日报筹备处”工作。

手岛在离开上海前，将汪锦元介绍了另一位日籍共产党员西里龙夫，西里龙夫认为汪锦元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于是决定将汪锦元吸收为秘密党员，将中共的斗争历史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刊《红旗报》拿给他看。

汪锦元很快提出希望自己早日能够成为党组织的一员，后经过严格的考察，汪锦元于1936年12月，由陈一峰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汪锦元开始有计划地为党组织获取情报。

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很快占领上海，此时汪锦元和西里龙夫在上海的活动反而更加自由了，上海日本人和日本机构也多了起来。

由于汪锦元的母亲当上了伪市政府教育局局长顾澄的翻译，在上海有一些人脉，便有推荐他担任翻译工作，因为是日本人的缘故，他倍受信赖。

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指令汪锦元想办法打进伪市政府秘书处工作。这期间，汪锦元是以“汉奸”面目在汪伪政府的“外交部”担任翻译，这时，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周隆痒由于调离，无法继续担任翻译，汪精卫急需找一个既精通日语又特别信得过的人担任日语翻译兼随身秘书。于是，而周隆痒与汪锦元关系不错，就向汪精卫推荐了汪锦元。

1940年9月，因为周隆庠的推荐，汪锦元成功打入「汪公馆」，他做了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
汪精卫不懂日语，每天要和日本人打交道。一直想找一个合格的秘书。
一方面他要提防着中统和军统的渗透，另一方面也要提防着中共的渗透。
关键时刻，汪锦元的出现，令他非常欢喜。
更何况汪锦元还有一半的日本血统，他对汪锦元非常信任。
只要有日本人的场合，汪精卫一定会带着汪锦元。

由于做事认真负责、能力特别突出、特别会做人，汪精卫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都很赏识和喜欢汪锦元，汪锦元很快成为汪精卫和陈璧君身边炙手可热的大红人。

而汪精卫的军队情况，从日本得到的各种武器，“汪公馆”的来往人员的情况等很多绝密情报，都被汪锦元迅速给到了南京的情报小组，特别是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被一字不漏地送到了南京的情报小组，然后又转送到了延安，被全国“广而告之”，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力称赞。

从这件事情以后，潘汉年专门成立了一个以汪锦元同志为核心的南京情报小组，小组中的成员都围绕着汪锦元展开工作。

当时潘汉年是中共、军统、特高科的三重特工，汪锦元也不曾与他见过面，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潘汉年的手下。

后来南京情报小组暴露之后，汪锦元才知道自己的上司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潘汉年。

在后来的岁月中，当钱铭老人再次被问起如何评价汪锦元的贡献时，他曾这样说道：“一个情报人员如果能有一份情报得到中央或者周恩来总理的表扬，这份功绩就已经足够被载入史册了”。

情报工作充满了危险，随时都有暴露的风险，可以说是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都有可能万劫不复。

1942年7月，苏联红色特工理查德·佐尔格率领的“佐尔格拉姆扎小组”被日特破获。此案很快波及中国，东京日共成员，尾崎秀实被捕前，及时向中国上海的中西功发出撤离警报。中西功为确定日军北上和南进情报的准确性，未及时下令撤离，留在南京活动的西里龙夫也相继被捕。李德生等人同属南京情报组成员，短短2天，上海和南京相关人员落入魔窟。汪锦元同样牵连其中，他不但是反法西斯小组成员，而且是我党打入汪公馆最隐密的斗士。

日本特高科在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任何手续，直接闯进汪精卫公馆抓走了“主席”日语翻译兼秘书，并由日本政府宣判，这使汪伪政府大丢面子。尤其是一向傲气十足，对汪锦元印象甚好的汪精卫妻子陈璧君，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她找到日军代表撒起泼来，非要讨回一个说法。之后陈碧君又闹到日本政府那里，以不合作等相要挟，多次向日本人要求把汪锦元等3人“引渡回国”，由所谓的“国民政府”审判。日本人为了“安抚”一下汪伪集团，遂于1943年4月1日将三人押回上海，改判无期徒刑，又经汪伪集团交涉，于7月将三人押到南京，但仍关押于日本宪兵监狱。

1944年下半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成定局，此时的日本仍不死心，甚至于异想天开，想与新四军寻求“局部和平”，达到避免“两面作战”的目的。因此他们从牢中放出了李德生，并让他传递这个任务。

李德生辗转从上海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经组织决定，当时的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扬帆到了南京，见到了敌参谋长，扬帆借此机会提出了释放汪锦元和陈一峰，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直到1945年5月30日，经过组织的多方努力，被捕近三年的汪锦元才被营救出来。

经党组织审查得知，汪锦元等人在监狱中并未透露一丝一毫，并决定在1945年7月恢复与汪锦元等人的组织关系。

之后我们故意把谈判拉得很长，以至于到了日本投降都没有给日本实质性的结果。

而在解放期间，汪锦元也在上海地区，多次为组织提供重要情报。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汪锦元一直以来的突出贡献，以及他在工作中表现的突出能力，他先后在上海东方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任职。

任职期间，汪锦元一直认真负责，他一直秉持着老一辈革命家，对待工作的那种严谨与认真，将每一项工作，都当作十分重要的职责来完成，从未有过半点马虎。

1953年，汪锦元再次见到了当年联络自己的那位同志，这时候他才知道，此人竟然是刺杀汪精卫的华克之。

　　1955年，汪锦元曾经的上司潘汉年出了事情，汪锦元也受到牵连，被捕入狱，直到1982年，汪锦元才得到平反，可惜此时的他，已垂垂老矣。

1992年，汪锦元因病去世，享年83岁，上海市特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谈及汪锦元的贡献，曾与汪锦元并肩作战的诸多战友和领导表示：汪锦元的工作受到了我党情报工作创始人和最高领导周总理的表扬，那么他的功绩是足以载入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