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移民公司排行榜（谁才是上海移民公司的领军者）

迁徙到上海的广东移民，对于家乡有着很强的身份认同。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上海也慢慢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记。

一

原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钻友出生在上海，父亲是山东蓬莱人，母亲是浙江绍兴人。

但从1993年开始，他却花了十余年时间潜心研究旅沪广东人，并出版了《广东人在上海》一书，在学术圈里有“宋广东”之称。

事实上，他与广东人的缘分自少年时期便已结下。

■老上海的弄堂里五方杂处，广东移民是很特别的存在。

1957年，年少的宋钻友跟随父母搬入新昌路、凤阳路西首的祥康里。弄堂里的人来自天南地北，其中，广东人特别多，且大都有些来历。

“他们的语言、风俗和生活习惯跟江浙一带移民差异很大，这些特别吸引我。”宋钻友说。

“比如，再冷的天也有人穿厚厚的木屐。走在弄堂里，人没到，声音从老远就传过来了。”

每到一定的时候，总有小贩骑着自行车到弄堂里来，车后面驮着一个很大的木桶。他们一吆喝，就有广东人下来买。

“小时候很好奇：桶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宋钻友说，“后来才晓得，小贩知道我们弄堂里广东人多，是来卖凉粉的。”

弄堂里的广东产妇生孩子，会从虹口请一个接生婆过来。“因为广东人坚持讲广东话，假使请一个江浙的彩婆，没法沟通。”

■虹口区曾经是在沪粤人的集居地，有不少弄堂以广东移民为主。

最让人眼馋的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广东邻居总能收到亲戚从香港源源不断寄来的猪油、花生。

“猪油装在长方形的大铁罐里，满满一大罐，够吃一个月。”宋钻友回忆说。

“每到月半的时候，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就来了，车兜里装着邮包单。寄钱的也有，领到侨汇券，可以到侨汇商店去买东西。”

偶尔去广东邻居家串门，从墙上的挂件或者照片中，可以领略到岭南风光和海外风情。

此外，弄堂里还流传着一些广东人早年如何发家致富的“传说”。

所有这一切都让年少的宋钻友感到好奇：“为什么广东人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上海？”

“他们讲的是‘鸟语’，在上海人不是很多，在政界也没有靠山，但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商界、文化界发展？”

“我见过的广东人，几乎没有一家是没有海外关系的。可能在中国除了福建人之外，广东人的海外关系是最多的。”

“广东人和外面世界的联系从来没有断过，内心世界和我们不一样，这个非常有意思。我很想走进他们的世界。”

■北四川路上的永安里，曾经是永安公司为高级职员建造的宿舍。

在宋钻友看来，广东人旅居上海，是在近代粤民大规模向外迁徙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上海1843年开埠后，作为一个贸易港口，自1850年代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的内外贸易中心。

在此后的一百年间，广东人向上海的迁徙基本没有停止。

作为上海移民中极其重要的一支，广东人的数量仅次于江苏人、浙江人，排名第三。

早在1857年，上海已有广东人数万。到1935年，在上海的广东人达到最高峰，有12万人之多。

来沪的广东人不少是投资移民，投资领域分布在纺织业、烟草工业、机器业、食品工业、面粉工业、金融业、环球百货业、小百货业、餐饮业、娱乐等等。

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大百货公司，都是广东中山人创办的。

■岁月流转，如今在永安里居住的广东移民不多了。

粤商利用上海的特殊地位，开展上海与华南、香港、南洋以及欧美各国的贸易，成为联结上海与上述各地市场的桥梁。

“在广东人眼里，省港在一个生活圈里。从香港到南洋去又非常方便。”宋钻友说，“所以在晚清、民国时期，对广东人来说，华南、香港、南洋是连在一起的。”

“不少来沪的广东商人有在海外打拼的经历，他们心中往往装着两个市场——产品既要满足本国市场，又要出口到南洋。要出口就要满足国际标准，追求品牌的高质量。”

因此，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追求卓越是旅沪粤商最鲜明的品格。可以说，广东移民参与构建了上海的城市精神。”

二

正如唐善祥一家初来上海时落脚虹口，说到广东移民，虹口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

“近代上海虽然涌入了数百万来自国内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却没有社区林立的现象。但广东人也许是个例外。”宋钻友说。

“全盛时期，虹口的粤民在4-5万人之间。南市小东门一带还聚居了一批潮州人。”

早在19世纪70年代，《申报》上就有粤人集居虹口的报道。到上世纪30年代，虹口已被公认为广东人的社区。

粤人社区南至天潼路，北至横浜桥。同乡组织但凡有公告，都张贴在天潼路附近的三元宫和横浜桥。

■1930年代广东人在沪活动中心，该图选自宋钻友所著《广东人在上海》一书。

北四川路上的余庆坊、永安里，武昌路上的南北仁智里，海宁路上的同昌里、德兴里等等，都曾是广东人集居的弄堂。

宋钻友分析，广东移民之所以会聚集在虹口，是因为不少广东人在船厂或仓栈工作，这些工厂大都设在苏州河北岸黄浦江的西侧，离虹口很近。

“另外，虹口有些房产就是广东老板造的。为了收租方便，大量向同乡出租。”

直到现在，虹口依然留有不少广东移民的痕迹。

比如海伦路上的四川北路街道文化活动中心，有一支华南粤乐队。

每周六下午雷打不动，有一群老人家从莘庄、宝山、彭浦、普陀等上海的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唱粤剧。

■在四川北路街道文化活动中心，每周六下午聚集着一群“老广东”唱粤剧。

“阿拉剧团成立于1995年。不过如果要追寻到以前，虹口的业余剧团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了。老早杏花楼、新雅的大菜师傅、点心师傅都在阿拉此地唱粤剧。”81岁的队长卓汝平说。

这里台上唱戏的和台下听戏的，大都是上海的第一、二代广东移民，“年纪轻”的六十多岁，年纪大的九十多了。

“阿拉老早都住在这一带，后来拆迁分散到各地，但是阿拉根还在此地。”卓汝平说，“街道提供了场地，所以阿拉每个礼拜回到此地白相。”

■今年81岁的卓汝平是华南粤乐队的队长，唱粤剧六十多年了。

卓汝平的父亲是广东中山人，在德兴洋行的仓库开电梯；母亲是广东南海人，在生产双妹花露水的广生行打工。

自从父母这一辈来到上海，卓汝平从小生活在唐家最初落脚的福德里。

“阿拉弄堂里多数是广东人，所以弄堂里厢都讲广东言话。”她说。

弄堂里有传授武术的精武体育会，她小时候常去强身健体。

■1997年，卓汝平与其他票友登台演出时的留影。

从幼儿园到高三，卓汝平读的是离家不远的粤东中学（原为“广肇公学”）。

学校里从老师到学生，均以广东人为主。广东话成为“通行语言”，就连班级里的上海同学也都听得懂。

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青春的园地》、《女篮五号》要发行到东南亚，来学校里挑选配音小演员，卓汝平还被选去为电影的粤语版配过音。

89岁的区玉英素有粤剧“上海小明星”之称。她出生在上海，然而出生第五天，就因为战乱被父母带回家乡广东顺德。

等到她7岁的时候，一家人又重新返沪，在吴淞路天潼路附近、上海大厦对面的弄堂里落脚。父亲在广东人开的南洋烟草公司打工。

■今年88岁的区玉英，曾与永安公司老板郭琳爽一同登台演出。

她还记得，过去的武昌路好似一条广东街，迎面走来的路人，讲的都是广东话。

“海宁路也是。”卓汝平补充说，“还有河南北路、彭泽路、塘沽路交界的‘铁马路菜场’，里厢全是广东人，专门有卖广东人欢喜吃的小菜。”

“卖小菜的即使不是广东人，也听得懂广东言话，甚至会用广东言话回答侬。”区玉英说。

广东人来到上海，为粤剧的北上演出和传播提供了机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粤剧名伶来上海献演。粤剧演出舞台大都建在虹口，比如北四川路上的广舞台、广东大戏院（现为群众影剧院）等等。

■一些票友用的曲谱写着繁体字，且是竖排版的。

与此同时，旅沪粤民也自发地组织了一批业余粤剧组织。

比如成立于1925年的永安乐社隶属于永安公司，是上海最早的业余粤剧组织之一。

永安公司的总经理郭琳爽是广东中山人，也是上海滩上知名的粤剧票友。据说凡是有郭琳爽主演的剧目，票价有时比梅兰芳的戏还要高。

1950年，当时19岁的区玉英在永安三厂当纺织女工，被选去参加永安乐社，和老板郭琳爽一起登台义演，唱了《王宝钏》等四出戏。

她还记得老板讲话“中山口音蛮重呃，听起来蛮吃力的”。

■区玉英（左）与卓汝平一起登台演出时的合影

三

广东人出了名的爱吃，不管是住在上海哪个区的“老广东”，说起吃来，总是津津乐道。

“阿拉叫上海人的汤是‘三滚两滚汤’，五分钟十分钟就烧好了。阿拉要烧一两个钟头的。”卓汝平说。

现在她去广州探亲，会从四川路上的新海食品店买些火腿、鸭胗肝，送给亲戚煲汤。她自己则从广州带些菜干、剑花回来煲汤。

有些广东人爱吃的蔬菜，在上海很难买到。“比方讲，上海的丝瓜是圆的。广东丝瓜小小的，是六角形的。”区玉英说。

老房拆迁后，她住在彭浦，在家附近的菜场里找到一个老板，为她“特供”西洋菜。

“西洋菜前头嫩的地方汆汤吃，烧西洋菜牛肉汤。比较老的煲西洋菜骨头汤。滚好以后慢慢叫（慢慢地）笃，要烧两个钟头以上，阿拉还要摆两个蜜枣下去。”

■煲仔饭是为上海人所熟知的一道广东菜

区玉英有好几个拿手的煲汤方子。

“阿拉广东人欢喜买猪肺，焯水后放南北杏，再摆两个蜜枣，烧猪肺汤，止咳润肺。——阿拉广东人就是花头精透呀，馋痨（嘴馋）嘛不讲馋痨，讲养生，讲得好听唻。”她开玩笑说。

“还有我欢喜素汤。有种汤阿拉叫‘三姑六婆汤’，蘑菇香菇鸡腿菇，统统买回来烧只汤，再摆点山药，差不多好的时候再摆点枸杞。这种鲜味特别纯粹，侬试试看，真的蛮好吃呃。”

“大胜胡同”有一道需要提前预定的“发财好事到手”—— 发菜蚝豉焖猪手，这是唐家过年时讨口彩的一道菜。

■广东菜里有一道古法焖石斑，在上海，唐善祥把它改良成了焖鳜鱼。

区玉英和卓汝平家里的年夜饭餐桌上，也保留了一些广东特色菜肴。

“阿拉年三十要做饺子——不是水饺，油里腾的，里厢摆花生、芝麻，甜的。”区玉英说。

“过年阿拉要做萝卜糕，讨口彩，‘步步高’。”卓汝平说，“自己做的比茶餐厅里好吃，摆的东西多，有腊肉、香肠、开洋、干贝。”

不过，就像如今上海的宁波移民、苏北移民过年有时懒得花功夫包汤圆、炸肉圆一样，“老广东”也没有往年那么兴师动众了。

“侬晓得，现在上海嘛都是男人买汏烧。”区玉英说，“阿拉女婿安徽人，头两年还肯弄弄，到底太麻烦，现在是不肯做了。”

各地移民在上海的融合，体现在了年夜饭的餐桌上。“在上海，阿拉也‘变种’了，水笋烧肉也吃的。”区玉英说。

■广东移民受到上海饮食习惯的影响，大胜胡同也烹制松鼠鳜鱼这样的本帮菜。

这种融合与变化，也体现在了语言上。

“讲句难听的，在上海唱粤剧，阿拉是末代了。”区玉英说。

卓汝平说：“阿拉屋里厢，儿子都讲广东言话，但是伊拉不欢喜唱广东戏，粤语歌曲倒是会唱的，比方讲谭咏麟。”

“到孙子这一辈，广东言话会听，讲有点洋泾浜。”她说，“现在阿拉屋里经常讲半句广东言话，半句上海言话，有辰光再来句普通话，也不晓得哪能转（换）的。”

迁徙到上海的广东移民，对于家乡有着很强的身份认同。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上海也慢慢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记。

在2016年回到上海前，唐善祥和唐大维父子曾有一段移居香港二十多年的经历。

■唐家父子在上海和香港都有比较长的生活经历

唐大维说：“在上海，对广东人的身份认同更强；在香港，对上海人的身份认同更强。”

在香港的那些年里，有时候，他们会想念上海的荠菜馄饨。可惜香港荠菜难觅，且不是野生的。

后来，唐善祥想到了一个办法：“用西洋菜来代替，包馄饨倒是不比荠菜差。”

参考资料：

1. 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2. 张元章，《香山人推动上海崛起》，《珠海特区报》，2010年8月15日08版。

3. 谢江珊，《粤商在上海：“广东精神”创造商业奇迹》，《时代周报》，2017年11月。

4. 管鑫杰，《上海的业余粤剧组织》，微信公众号“deug”，2017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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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韩小妮/ 画图画：二 黑/

编稿子：韩小妮/ 拍照片：杨 眉/

拍视频：罗易 林国华/

拿摩温：陈不好玩/

老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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