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籍4年没入台的人（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人——于右任）

于右任与中共老一辈领导人渊源颇深，很早即有交往。1926年，李大钊因事委托于右任赴苏。在莫斯科，于右任大开眼界，为十月革命欢欣鼓舞，写下许多歌颂十月革命的诗歌，如《红场歌》：“一片红场红又红，照耀世界日方中。列宁同志何曾死？犹呼口号促进攻。”诗情如火，发自肺腑。李大钊曾将之发表在《新青年》上。

抗日战争时期，于右任力促国共第二次合作，并同中共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1938年一月，《新华日报》创刊，周恩来恳请于先生题写报头，于右任欣然命笔，写下“新华日报”四字，字体端庄秀雅，尽显一代书法宗师神韵。此后这四个鲜明的大字长期刊印在中共党报上，直至1949年后，为毛泽东题词取代。

抗战胜利后，于右任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重庆谈判期间，当他得知有人要加害毛泽东时，当面质问蒋介石，竭力保障和谈期间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对于右任仰慕已久，在重庆，曾两次拜会于右任，第一次未遇，再去始得相见。于右任设宴款待，国共数位名人作陪。席间，不谈政治只谈诗，诗人兴会，诗心欢洽。于右任称颂毛泽东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气吞千古！毛泽东自谦，说哪及“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深沉有力。

1941年，于右任瞻仰成吉思汗陵，作《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其时，抗日战争正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占领了我大半国土。站在陵前，于右任仿佛听到成吉思汗在问，你们什么时候能赶走强盗收复国土？这是先生内心的呐喊：我们这代人必须收复家国山河！

这句诗出自《谒成陵》小令，寓厚重的历史感与严酷的现实于一炉，震古灼今，毛泽东读后，铭心不忘，故而能随口应对。

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得知发妻高仲林和女儿于芝秀仍在重庆等他，于是从台北飞到了重庆。

可是，妻子、女儿因等不着他，几日前去了成都。在重庆，于右任一直设法与妻子取得联

系，但没有成功。11月29日，解放军攻城的炮声越来越紧，于右任在众人的劝说下，不得不乘飞机返回台湾。他于是更加伤感，常叹息道：“我好想念她们呀！”

他苦等时局的变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返回故乡，希望能见到自己的结发妻子高仲林以及长女于芝秀等亲人。

1958年，正是于右任与他的发妻高仲林金婚之年，但本应在夕阳岁月中相偎相依的这一对夫妇，却被横亘的海峡所阻隔。人们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但当时，老伴在大陆的生活到底如何，他根本无处知晓。于是，他写下那首哀痛的诗：“两戒河山一日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1961年，是于右任的妻子高仲林女士80大寿，这样的重要时刻，于右任却不能陪在妻子身边，他思慕故乡和亲人，赋诗《忆内子高仲林》：“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字字情切。

于右任与友人说：“今年我老伴80寿辰，可惜回不了大陆，很为伤感！”

于右任在苦闷中给香港的朋友吴季玉写了封信，倾诉衷肠。在吴季玉、章士钊的奔走下，这个消息被周恩来得知。周恩来亲自安排，以高仲林的女婿屈武的名义，集合了于右任在大陆的其他亲属，以及老朋友孙蔚如、茹欲立等20余人，在西安为于夫人举行了寿宴。

寿宴过后，高仲林欲写信告诉于右任这一消息，又恐消息如果传到台湾当局耳中，会给于右任带来不好的影响。高仲林的挚友邵力子给她出主意说，宋代《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也姓周，有一号为“莲花”，便为周恩来取了一个雅号名“莲溪先生”，隐晦地告诉于右任，自己的寿宴，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办得圆满热闹。

屈武把做寿的照片寄给于右任，并在信中说“莲溪先生关心此事”。

于右任一看，自然就联想到大陆另一位姓周的要人，于是请人转达对“莲溪先生”的谢悃。周恩来深情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就心安了。”

北投梅庭，每日三千字

于右任（1879一1964），原名伯循，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一九o六年在日本得会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担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t监察院长j。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一九三二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他又是复旦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一九四九年去台湾，一九六四年病逝于台北。于陕西三原、台北等地建有故居、纪念馆。

台北的北投，一个不很大的地方。

顺着北投公园坡道拾级而上，不消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一扇大门，门前树立着“江山如有待，天地更无私”的草书题字，大门口两旁石柱上刻有“梅庭”二字，都是于右任的手书。

这里就是民国大佬于右任的别馆，他居台后，以“每日三千字，长生一万年”的情怀大写特写行草书法作品，有求必应。据说，他在台湾留下了五万幅墨宝，他的公馆据说在若干年前已拆迁，换了主人，不复追惜。

梅庭依山坡地形而建，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临中山路，故居简约，质朴的黑色屋瓦及木隔棂的日式建筑，木造落地窗，外观则是以石砌台基，呈现着恬静、怀旧气息，看了不禁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屋内是木造结构，阳光流泻在木质地板上，回荡出温暖、浪漫的氛围；庭院里生机盎然，花木扶疏，绿树成荫。这里是于右任在台湾15年的生活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处居所。

下层是防空避难室，采用西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二战初期的建造形式，成为战争的最佳见证。房间里几乎没有装饰和固定的家具，显得朴实而素雅。如今，台湾文物保护部门对梅庭进行了精心的保护与修缮，在园内的“梅庭二三事”展区，还有梅庭历史与于右任的简介。

院长的十五年

有不少人说，1949年，于右任本想留在内地，但被蒋介石派人挟持到了台湾，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等高职。

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于右任在1949年3月26日曾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但在一片“挽留”声中，不得已继续留任。

南京解放前夕，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到于公馆，强迫于右任上车驰往机场。于右任在上海没住多久，解放军就大兵压境，不得已又同次子仲岑、儿媳周宝珠及两个孙子一道去了广州，最后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辗转飞往台北。

1949年11月28日，71岁的于右任乘飞机抵达广西南宁，次日离开南宁直飞台湾

于右任留给大陆的最后一瞥

到台湾之后的15年间，于右任的“监察院”院长一职形同虚设，几乎无所事事。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于右任弹劾“行政院”院长俞鸿钧一事。

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行政院”院长。于右任曾对俞鸿钧目无“监察院”的行径极其愤慨，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来院主持会议，提出弹劾俞鸿钧的动议。“监察委员”们也认为俞欺人太甚，群情激昂，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案，并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俞处境颇为狼狈。

这事终于惊动了蒋介石。1958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中山堂召集“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近200人开会，会上公开袒护俞鸿钧，称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院长个人。蒋介石还在会上当面斥责于右任：“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我一直在等你们来报告我，让我召集‘两院院长会商解决，你们大可向我作此请求。”蒋厉声斥责：“为何不走这条途径？”

俞鸿钧弹劾案对于右任打击甚大。从此以后，他更加置身事外，寄情于书法、诗词。不管怎样复杂纷纭的文牍，到他手里都只批一个字，如“是”“行”“商”“阅”等字眼，绝少用两个字以上，加上签名用的“右任”二字，批文总共不超过三个字。他最后15年的院长生涯就是这样在台湾度过的。

1964年，于右任的好友吴季玉从香港赴台为于右任祝贺生日，谁知这次台湾之行竟成两位老友的永诀。吴季玉的行踪已遭国民党特务侦知，因此抵台后不久即遭暗杀了。于右任闻听噩耗，悲痛欲绝，身体每况愈下，1964年5月1日，也成为于右任在世的最后一个生日。

每日三千字，长生一万年

即使在病痛的时候，于右任仍然尽可能地多做事，而他最看重的事往往与文化教育有关。·

看书、写字是于右任的生活习惯，一旦离开便非常难受。他在1964年1月14日的日记写道：“数日因事未看经书，心中不安。”而他之于“写字”（书法），则更是不可分离，以此作为日常之事。有些熟人到于右任家，从纸篓中拣回不少珍贵墨宝。

于右任从11岁开始练习王羲之的《鹅字帖》，后来他又醉心于遒劲峻拔、庄重茂密的北魏碑帖。中年以后，又专攻草书，自称：“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

靠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于右任最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形成名闻天下的“于体”草书。他的初期草书，沿袭魏碑的磅礴之气，用笔险劲峭拔，大刀阔斧，旁若无人。随着年岁渐高，后期草书渐入宁静恬淡之境，晚年更臻成熟，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信手拈来，皆成佳构，被尊为“一代草圣”。

由于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写三四十张纸，虽然劳累，但却乐此不疲。他写字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唯一讲究的就是不用墨汁写字，必须现磨现写，而且一定要用开水磨墨。每写到痛快处，就大呼“取墨来”。

于右任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有一两千幅之多。这是他的心声。如果是比较了解的人，于右任则特为其撰句，他给张大千的对联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送给蒋经国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大学校友黄季陆去台后，掌管教育，有一次请他书赠数语，于右任挥笔题书：“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文明迎头赶上。”

于右任一生写的书法作品，有人粗略估计在五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为此，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曾当众调侃于右任：“于院长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钱，因为于右任写得太多，而我写得少。”于右任听了不以为忤，笑着说：“物以稀为贵嘛。”

于右任晚年贫病交加，生活寂苦，处境凄凉，以至于镶不起一副假牙，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三天院就喊着要回家，连说：“太贵了，住不起。”有一次，他牙疼得厉害，朋友劝他拔牙，并推荐台北最好的牙医，拔一颗牙300元新台币，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钱为意。他手临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汇集从东汉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书法家，共计1027字。这本书在他生前共修订了9次，1961年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我很穷，没有钱”

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终注重名节，两袖清风。当他晚年病重时，常想到的竟是“没钱住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时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他本应马上住院，却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将此事一拖再拖。

在此期间，于右任仍参加社会活动。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写下了气势恢宏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的大作。

文天祥《正气歌》原文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闭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疠自辟易。

　　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存，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备注：文天祥在宋朝最后被封为信国公,故称文信公或文信国，官拜少保，故称文少保。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发炎，说话进食都很困难。蒋经国来看望，劝于右任：“老伯，听说您身体不好，还是进荣民医院治疗吧。”于右任不愿向蒋经国哭穷，只是点头应承。

再次住院没几天，于右任又因经费问题而担心，对副官方伯熏说：“我很穷，没有钱，我住的这间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我是付不起的，我还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着病情严重的于右任，有意隐瞒实情，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

如此一来，于右任安心地住院了，因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这些费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民国元老级人物，当时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以至1964年病逝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有新十几万台币。

在生命到达终点前，于右任数次想写遗嘱，但写了撕，撕了又写，后来病情恶化，终致无法再写。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等数人做证，打开于右任最为珍贵的保险箱。开箱以后，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动了。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所能见到的是一支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

1964年1月，当于右任感觉将不久于人世时，他在日记中对身后事做出了两次安排。

1月12日做的安排是：“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1月24日做的安排是：“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十几年的乡愁，感情之累积终于酿成一首千古绝唱——《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月2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表明自己的心迹：“我是儒家系统中人，守之不变者，万勿中途迷离，为世所笑。”这是他的人生信念。

思乡的心情让于右任病倒了。病重时，他的老部下、原台湾“监察院”秘书长杨亮功到医院看望，问他：“您老有什么事吩咐我？”

于右任由于喉咙发炎而无法讲话，只好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他首先伸出一个指头，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怎么也猜不中是什么意思，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他点了点头。

于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1964年11月10日晚8点零8分，于右任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故，终年86岁。他去世后，杨亮功向资深报人陆铿提起此事，陆铿反复考虑后，提出一种解法，认为于右任的“一个指头”是指祖国统一，“三个指头”代表三原县。合在一起就表示：将来中国统一了，请将他的灵柩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故人的心思已成天语，而这一解释获得了不少人，尤其是故乡人的认同。

陕西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5号建有于右任故居。六百多年的古槐树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堂后枯槐更着花，堂前风静树荫斜。三间老屋今犹昔，愧对流亡说破家。”他的旧诗飘逸隽永。

于右任的遗体被埋葬于台北的最高处大屯山观音山上，并在玉山顶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于右任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四米高的铜像，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上山的，他们了却了于右任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

西安于右任故居，是于右任1949年去台湾之前在西安居所。从1937年起，于右任结发妻子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就居住于此，先生回乡时，也常在此居住。1971年、1972年母女两人相继在此去世。于右任晚年写诗多首怀念居住在此地的妻子和女儿。

参考资料：

?《“名士”于右任》张玮 著《历史的温度》 中信出版集团

?《于右任与中共领导人的“诗交”》苗连贵 52，《审计月刊》/2021/12/总第404期

?《梅庭的故事——记爱国老人于右任先生生前二三事》且十

?《北投梅庭，每日三千字》吴十州《归去来兮：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