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中国人好活吗（现在却有国难回）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1085位真人的故事

我是移民哥，今年48岁，重庆农村人。

技校毕业后，为了生活，我到过成都、上海、四会、昆明、宁波等地，但始终没过上想要的生活。一次偶然机会，44岁，我来到了俄罗斯，一年后在老家买了套房。

如今，我在俄罗斯务工已5个年头，3年未回国，现在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人和家乡。下次回国，我不想再出来了。

（不安分的我，总在漂泊）

1974年，我出生在重庆潼南县（2015年升为潼南区）。家里有四姊妹，我排行老三，是唯一的男娃。

父亲1943年出生，16岁开始在乡村学校执教，起初语文、数学、美术、音乐都教，成为名震全乡的权威教师。1984年第一个教师节，他代表全乡去参加了县里的活动。

当时，父亲的教学水平在全乡是最好的，他教的班，升学率年年都是最高的。第一次教师评级，他被评为全乡唯一一个高级教师。1988年，父亲被调往典校任校主任，一直到退休。

那会，父亲到哪所学校任教，哪所学校的学生就爆满。他从不允许老师打麻将，喝酒……大家就给他取个绰号叫“老革命”，我们做子女的听到后挺难受的。

（俄罗斯雪景）

父亲非常善良，对学生都是父母心。为了不让学生辍学，他常常自掏腰包，帮没钱的学生垫学费。

70年代，我们邻村一个唐姓男学生，整个小学都是我父亲给他垫的学费，共5块钱。后来，他父亲做了屠夫，要给我家5斤猪肉抵学费（肉价1元/斤），但我父亲没要。

如今，那名学生60多岁，听说在包工程，身价几亿，可我父亲至今都没收到他的学费，但也不计较那5块钱了。

我父亲在课堂上话很多，可回到家三天不说两句话，整天板着脸。在别人找他聊天时，他只会“嗯嗯、就是、对的……”

那会，全校师生都怕他，但在家里没一个人怕他，甚至我儿子小时候经常数落他，他也只是笑脸相迎，嘴里说着“嗯嗯……”

（2019年，父亲教我女儿写作业）

那会，父亲虽然在学校名气很大，但工资只有几块钱，家里事情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不仅拉扯我们四姊妹，还要务农挣工分。

在农业合作社，女的即使和男的干同样的活，也只有一半的工分，因为男的叫“全劳动”女的叫“半劳动”。那时，一天我们只能吃两顿饭，而且顿顿吃红薯，否则不到年底就要四处借粮。

直到1984年，我们才解决了温饱问题，手上也渐渐有了钱。

（俄罗斯的童话小镇苏之达尔）

那会，我看到村里人出门打工，一个月挣的钱比我父亲一年的工资还高。于是，我也想快点离开学校，多挣点钱。

1992年中考时，满分700分，我考了590分，比县里普高线差10分，只能上职高。我想选喜欢的电子、电脑专业，可分数不够，只能选择机械与汽修专业。

当时，我读的职校号称是全县最好的，但我感觉所学内容对我后来的工作并没有多大帮助。

（我读职高时的作业）

1994年，职高毕业后，我本来可以去师范学校稍加培训，接父亲的班。但看父亲工资太低，我便放弃了。

当时，一部关于上海的电视剧正在热播，受此影响，我和三个要好的同学毅然决然地，于1995年正月初五奔往了上海。

那时正值春运，我们买不到直达上海的火车票，只好买167元一张的高价轮船票先到南京。我们站在甲板上吹了六天六夜的寒风，从长江尾漂到长江头。

正月十一下船后，我们又被黑车和红袖章老太敲诈了20元。

几经周折，到达上海后，我们朝着灯最亮的地方去。走了一两个小时，竟是一个工地，工地负责人问我们的来意。我们傻呼呼地说，是来找住处和工作的。

当时天气很冷，那位负责人出于同情，心生怜悯，不但给我们在工地地下室安排了住处，第二天还给我们安排了工作—水电安装工。

（职高毕业后，我来到上海打工）

当时，那个工地建的房子，100平多米的房子199万，虽然房子很漂亮，但价格吓了我们一跳。

1995年4月底工程完工，工头要安排我们去厦门，可听老工人说那边又热又荒凉，我便离开公司，去了杭州做木工。那边工作又苦又累，干了2个月，我就回老家务农了。

9月14日，经亲戚介绍，我来到重庆公路设计院缆绳厂上班。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主要生产广东虎门大桥和重庆长江二桥的绳索。领导看我年纪不大，工作认真，还让我做了一年组长。

（我在旅游）

1996年，母亲在老家看中一个女孩，就托媒人撮合我俩。我们不懂如何恋爱，但互相看着顺眼，很快就牵手成功了，就像现在的俄罗斯青年男女恋爱一样，无关财富、地位。

据说，女孩的父亲以前是当地名医，尤其擅长治疗肝病和妇科病。90年代初，他的病人就多到每天需要排队候诊，他甚至在乡下整好一块地准备建住院部。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2年，女孩的父亲刚建好方圆几个村唯一一幢楼房，有一天吃东西感觉难以下咽，一检查，竟是食道癌。

（妻子是一位赤脚医生）

那时，我还不认识她，她才十五六岁，初中刚毕业，姐姐已出嫁，弟弟不到十岁，母亲一字不识只会种地，整个家就靠她撑着——在她父亲指导下，硬着头皮开着药铺，接诊配药。

父亲住院也是她一人照料。在住院期间，她父亲还治好了医院院长的不育症，那是他治好的最后一个病人，几天后她父亲便辞世了，才40多岁。

对于这样一位孝顺、有担当的女孩，我很看重。我和她确定关系后，我依然打工，她依旧行医。我们平常书信往来，偶尔一起吃饭、逛街。当年腊月择了个黄道吉日，合好生庚八字，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后，我离开了设计院，回到老家。1998年，大儿子出生了，我们一边务农、行医，一边带儿子。

（我和妻子在石林）

然而务农收入太低，我招父母抱怨、乡邻歧视，又感觉让妻儿跟着受苦受穷，对不起他俩，毕竟贫贱夫妻百事哀。那会，妻子做赤脚医生，月收入三五百元，也不高。

我是移民哥，享受农转非，土地都交给了村集体，所以我只能捡外出务工人家的荒地来种。那时，父亲的退休金才500多元，我不忍心向父母要钱，于是又生起了出去打工的念头。

2000年正月初二，我来到经济较好的广东四会找工作，找到一位在染布厂做工人的老乡，挤在他宿舍里一呆就是十多天。我白天找工作，晚上猫在宿舍里不敢外出，因为那时的联防会查各种证。

两周后，我遇上一家电池厂招工，当时老板曹总亲自把关，共招十人，厂外却围着四五百人应聘。

（我在俄罗斯化验室工作照）

招聘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我们14个达标的被带进办公室考试——笔试加口试。从上午十点一直考到下午一点，我考了第一名，被成功录取。

刚开始，工作挺轻松的，早上8点上班，午休1小时，下午5点下班，月薪750+150生活补贴。

我在流水线做了一个月，因为勤奋、能干，被提拔为主管，月薪涨到1200，但不管吃住。我在附近村子租了一间红砖房，有七八平米，月租100元。

同年，妻子因国家要求执证行医，她就停止了行医，跟我一起外出打工。

（我在广东时的工作牌）

三个月后，办公室主任升为生产经理，新官上任三把火，拼命地给工人加码不加价。从日产电池2万节加到4万节，我们凌晨2点也不一定下得了班。我实在接受不了，于是6月份就辞工了。

辞工后，我不好意思回家，就来到昆明，应聘进一家餐厅，虽然工资低，但没那么辛苦。

那时，送餐、收钱、泡茶、炒菜，我都干过。期间，2004年重庆公路科学设计院叫我去做了一个月保安。

有天中午，我被环境工程室的杨工叫到他们科室，要我校对、修正公路和桥梁设计图纸及文件。

此后，渝遂高速、重庆菜园坝大桥、重庆万州大桥、重庆石忠高速等文件图纸，我都经手过。

（我总是乐观开朗）

几个月后，我又去国家客车质量检测中心帮忙，主要做行政工作：接待领导、接受采访时介绍工作流程和实验性质、采购办公用品等。

当时，我的两位领导年薪分别为60万和80万，但我月薪只有1000元，可我依然非常卖力地工作。

车检中心给我配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双彩屏翻盖机，很炫，价格2680元。

2004年底，检测中心给我报了重庆石桥铺电大，想让我读个在职大学。所里每年都有一个转正名额，以往都是研究生之类的高材生，这次破例把2005年的转正名额预留给我。

（我幸福的小家庭）

当时我管着公司三辆车的钥匙，我因为好奇，但没驾驶证，就犯了错误，被领导狠狠地批评了，并逼着我写了检讨。我一时意气用事，不辞而别。

领导追到车站，我躲着，电话也不接。他们离开车站后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至今记忆犹新：“小赖，你积极、勇敢而富有朝气，我们很看重你，你却不当回事，意气用事，我们很失望！给你人生转折的机会你却不好好把握，一点小挫折就把你打趴下了，你会后悔的！”

现在我吃尽人间苦头，尝遍人生艰辛，真的后悔了。

回到家里帮着插完秧，我又去了昆明做餐厅服务员，送外卖。

2007年离开餐馆后，我和妻子又生了女儿，还被罚了8000元。之后，我就呆在家里照顾她们母女俩。

（2018年，我和妻女在重庆）

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改行去重庆一个油漆厂做技术员。因为厂子不大，保密工作不到位，我边做边看，很快学会了油漆调色。

第一个月，我拿到了560元，又向家里面要了2000元，买一部手机。当时，每天工作8小时，交五险，有订单就做，没订单就逛街睡觉，有双休和节假日。

2011年，我又不安分了，离开油漆厂，进入中机安公司浙江绍兴工地搞设备安装。

起初，家人不让我长期在外工作，但我很任性，想怎样就怎样，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后来，他们就懒得管我了，只要我能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就行。

（我在阿曼工作照）

那时，公司在阿曼承包了工程，要派人去那边工作。我运气好，全工地5百多人，只选了3个人，包括我。6月，我回家办护照，9月启程赴阿曼。

在阿曼，我干电焊、气割，按图施工，属于钳工组。月薪在6000元到10000元之间浮动，多劳多得。

一年后，工程完工，我就回国了。然后辗转于浙江、江苏，安装纺丝楼、聚合楼的各种设备。一天工作十小时，有时还要加班加点，无固定休息日，干活有钱，休息就没钱。

（我在宁波工作照）

2014年，苏州工程完工，在我准备去科威特时，被原油漆厂老板叫回厂里做油漆技术员。当时月薪5000元，不算高，但离家近，工作时间不长，没有太多规矩，自由。

就这样，我在油漆厂平平淡淡干了4年，主要做摩托车漆和汽车轮毂漆。厂里生意时好时坏，工资几乎没涨过，但我干得挺开心。

我生性不安于现状，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想出去看看。2018年机会来了，一天上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俄罗斯工作。几经确认不是骗子后，我答应了她的邀请。

给我打电话的是公司老板娘，长我一岁，身价过亿，她是从公司工人那里获得我的手机号的。

（公司组织旅游）

2018年3月，我辞掉油漆厂工作，同年5月远赴俄罗斯工作至今。

在俄罗斯，我也是做油漆调色员。公司给一个钢铁厂配套生产彩钢瓦油漆，技术要求、调色难度比国内低很多，月薪12000人民币，而且节假日特别多。

公司管吃管住，帮我们三位外地员工，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卧室独立，客厅、厨房共用，月租金5万卢布（折合人民币约5800元）。

我不喜欢冷冰冰的俄餐，还是喜欢热乎乎的中餐。所以，公司给我们包的是中餐，平时我也会自己做川菜吃。

俄罗斯人爱喝酒，但超市里没有酒精度超过40度的酒，早上9点之前也不卖酒。

（公司为我们租的宿舍）

房东只喝自己酿的酒，也会送我们一点。他酿的酒是茶色的，叫萨玛贡，翻译成中文叫月光酒，很好喝，我不喝酒的人也能抿上半杯。

俄罗斯大部分家庭男尊女卑，房东请我们喝酒，他的母亲和妻子都不上桌，只是偶尔过来夹个菜。

俄罗斯鼓励生孩子，我们的翻译生了三个孩子，听说国家给的补贴折合人民币约5万元，孩子去各个游乐场、体育馆等收费的场所都免费。

听说生5个孩子的家庭，奖一栋别墅，孩子在18岁之前，每孩每月补贴折合人民币1500元。

（俄国服装和俄餐）

刚来时，中国同事告诉我这要注意、那要小心，不要一个人逛街，不要晚上出门……

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我还是经常一个人去穆罗姆街头巷尾和城外的乡村、森林，没有遇上任何意外。

期间，我欣赏到了很多美景，感觉俄罗斯人比较洋气，开朗大方，放得开，不扭扭捏捏，办事直奔主题，不喜欢转弯抹角，对中国人很友善。

（俄罗斯风景）

俄罗斯的房子老旧，穆罗姆就有几幢4百年以上的木房子和教堂。自然风光特别漂亮——森林、草地、白雪，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

2019年，儿子大学毕业，进了一家公司。

7月，他在杭州建地铁，10月就升为工程部主管，我们开心了一段时间。第二年，公司要派他去建核电站，任项目经理，他听说那边离城市很远，很荒凉，就直接辞职了。

（儿子读大学时的自拍照）

之后，儿子自谋出路，一会儿去某大学水利部，年薪18万，听说要去云南山区工作，走人；一会儿某公司面试官要他降低文凭，以高中生的名义入职，又走人；最后进了一家教培机构，因为国家取消教培，失业了。

2021年，儿子又被中铁叫回去工作至今，还是任工程部主管，在武汉建地铁，至今没有结婚。

2019年，父母借给我们20万，我自己出20万，贷款10万，在潼南区买了一套100多平的商品房。2021年交房，我们花了30万装修，2022年4月10日正式入住新家。

我们目前房贷已还清，手里还留着十几万给父母养老。

（我们在城区买了商品房）

新家离老家十几公里。我和父母没有分家，但父母一则舍不得老家一辈子挣下的家业，二则他们不习惯城里鸟笼一般的生活，所以还是住在老家耕种养殖。

目前，新家只有妻子和女儿住着。80多岁的老父母时不时送些大米、时鲜蔬菜、土鸡、土鸡蛋给她们吃，吃过午饭又急匆匆地赶回乡下，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母在老家盖的房）

疫情前，我每年都回国探亲，路上共十多个小时，公司报销差旅费，挺方便的。疫情爆发后，机票涨价、疫情政策严格，我三年没有回国，下次回国不想再出来了。

我没什么人生信条，只要能自由的生活，轻松的工作就行。钱多钱少不太在乎，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