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歧视华人严重吗（澳洲华人的跨文化跨族裔婚姻）

实际上，身为种族民族主义思想旗帜性人物的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也对《排华法案》表达了高度赞同：

，“对特定种族的排斥造成了对美国公民歧视的可能，而这恰恰是宪法的内战修正案所禁止的。对华人的排斥代表了种族歧视被合法化的现象。”

但可以肯定的是，以霍尔为代表的“少数派”的声量实在是太小了，根本掀不起什么水花。

另外，清政府的懦弱和无能，也是《排华法案》能够高票通过的一大因素。理由很简单，这些强加于华人的苛刻移民政策，从未被用于除华人之外的任何种族族群。

对此，曾被清廷特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和古巴四国大臣的伍廷芳（1842—1922）就曾悲愤地表示：，“我有权期望太平洋沿岸的代表们，取消我们条约和立法方面对中国人不公正的条款”，但最终不了了之。

一言概之，《排华法案》不仅对在美华人的家庭生活和社区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还对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直到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才使得这一损害中美两国人民利益的法案退出了历史舞台。

《排华法案》发布后歧视华人的海报

4）对“东方入侵”的深层恐惧

在分析美国排华的诸多理由中，“华人劳工威胁白人劳工的经济地位”一直被视为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数据告诉我们，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据美国官方统计，在1860年到1900年间，美国人口从3100万上升到7600万。其中，大约有1400万人是外来移民。然而，从1820年至1882年的60多年间，累计进入美国的华人加起来还不到30万；截至1882年，留居在美国的华人只有10多万人。

1920年美国旧金山唐人街

那么问题来了，体量很小的华人群体怎么就成为了最受排斥的族群？对此，《排华法案》的起草者们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华人劳工的到来，让美国境内一些地方的良好秩序受到了威胁。”

具体而言，迥异的外貌特征和相对保守的文化传统，使得华人被美国主流视为“不可同化的种族”。一些美国人认为，华人群体不仅会危及到美国民族的构成，还会对“美国精神”构成严重威胁，甚至会造成“美国民族主义的丧失”。

《排华法案》通过后，一直有美国议员批评这一“将种族歧视合法化”的法案是“不人道和不公正”的。可即便如此，美国最高法院依然在1889年裁定，“《排华法案》合乎美国宪法”。

对此，联邦法院首席法官斯蒂芬·菲尔德就指出，法案的出台是“十九世纪的民主政治，已经为白种人保持了新世界地面上的最好的地区，即温带的美洲和澳大利亚”。在他看来，美国和澳大利亚之所以严禁华人移民，主要是因为“已经提前预判到了他们（华人）对于白种人有毁灭性的影响”、

书评最后，西奥多·罗斯福坦言将来的整个文明应以超出于语言所能表达的感激之情，来感谢那种民主政治的政策，因为它保持了新世界和最新世界的温带地区成为白种人的一项世袭财产”。

《排华法案》发布后歧视华人的海报

很快，《排华法案》迅速成为西方国家推行排华政策的指导性文件。比如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相继参照该法案制定了一系列拍化举措，显著加大了排华力度。

另外，德国和奥地利的反犹主义者们，直接将《排华法案》中的“华人”调整为“犹太人”，并要求欧洲各国务必采取类似举措，反对犹太人的“污染”（拓展阅读：理智讨论：为什么犹太人在欧洲这么不受待见？）。

比如在发行于1882年7月20日的《新德意志人民报》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排犹言论”：“美国人不仅会在战时将中国视为坚定的盟友，还会在未来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拓展阅读：读书笔记：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对中国产生了哪些负面影响？）

另外，在美国军政要员们看来，撤销该法案对巩固其为平等、民主、和平而战的伟大形象，也是极为必要的。由此可见，《排华撤销案》的制定和通过，本质上是利己的战时策略性行为。

1943年的开罗会议，蒋介石可以与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

更何况，在“1924年移民法的限制下，再采取其它措施对华人进行排斥已经没有必要。因为在撤销了《排华法案》后，每年在全球范围内仅仅有105名中国移民可以在配额允许下进入美国。这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量。

一言概之，“排华法案撤销案”尽管可视为美国移民史上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但是它并没有改变美国移民政策中的“华人歧视”本质。

6）尾声

在移民政策的制定环节，根据特定情况添加适当限制举措，有时是必要的。然而，当政府将移民政策建立在歧视性原则之上的时候，很容易引发不可估量的灾难性结果，最终遭到全世界的谴责和唾弃。

用发展的眼光看，以“排华”为代表的种族歧视举措以及背后的零和思维模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于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

可即便如此，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时刻警惕这类思潮下的各种残余。

坦诚说，直到今天，《排华法案》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从未得到全面的系统性批判。比如基于“排华”思潮衍生出的“中国威胁论”，在当下一度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

最后想说的是，21世纪是一个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现代政治文明在要求我们必须走出自我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的桎梏。竞争和挑战固然一直走在，但合作和共赢才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