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是汉代以来人们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根据《汉书·西域传序》的记载: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面止于玉门、阳关而与汉接壤,西面则以葱岭为界。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城(今中国新疆轮台县东南)设西域都护府,颁行朝廷号令,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自此完全确立。
西域都护府这一管理模式以及相关政策,因为有效保证了边疆各族人民和中原王朝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所以成为了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效仿的范例,比如唐朝就曾经设立过安西、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然而自安史之乱爆发,李嗣业奉诏率安西都护府精锐内调平叛开始,到清朝彻底降服准噶尔汗国为止,中原王朝未踏足西域的时间长达九百多年。在此期间,最有可能重新进驻西域的应该是赶跑元顺帝的大明王朝,大明王朝虽然有过太祖八征沙漠和成祖五征沙漠的壮举,但其自始至终都没有产生过任何将西域收入囊中的想法和行动,这是为什么呢?
1.明朝的军事重心在北方
明朝建立后,退居漠北的蒙古势力依然是明朝最大的威胁,即“边境之祸,遂与明始终”。所以为了对付时时刻刻在北方虎视眈眈的敌人,明朝根本无暇西顾;所以明朝对待西域诸国,往往采取以安抚为主,管制为辅的政策,寄希望他们可以有效牵制住鞑靼、瓦剌的南下脚步。
明朝时期,掌控西域的政权主要是东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原是成吉思汗次子的封地,最初领有天山南北和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土地。14世纪初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其中东察合台汗国在中国史籍中均是以国都命名的,其先后被称为别失八里(1389年建都)、亦力把里(1418年迁都,现中国新疆伊宁市)和吐鲁番。明朝与东察合台汗国之间的联系始自洪武年间,根据《明史》记载:蓝玉远征沙漠,在捕鱼儿海解救了数百名撒马尔罕商人,后太祖遣官送之归国。终明朝一世,东察合台汗国奉贡不绝,双发始终维持着表面上的亲密。所以在北方边患始终高悬于顶的时刻,明朝根本没有必要,也根本没有绝对实力去经营西域。
2.收敛性的治边思想
明朝治边思想是收敛性的。明太祖朱元璋开创的大明王朝是一个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朝代,所以其为了维持庞杂的官僚集团,往往采取向内紧缩的政策以应付纷至沓来的内部问题。
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闰九月颁布的《皇明祖训》中,明确告诫后代子孙:四方的诸国和部族,都偏居在一隅之地,与我国隔着崇山峻岭和汪洋大海。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能给自己提供有用的资源;而得到他们的人民和部族,亦没有办法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所以我的后世子孙们绝对不可以依仗国力之富强,贪图一时之战功,无缘无故讨伐四方诸夷。从《皇祖明训》中可知,明太祖给明朝制定的对外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西北胡戎势力也仅仅是要求谨慎防备而已。而朱元璋的后世子孙们基本遵循了这个以防守为主的祖训,即使是在以积极进取著称的永乐时期,除了安南,朱棣也没有对其他地方进行过开拓。也许有人会说永乐大帝曾五次北征沙漠,展现了铮铮铁骨,但这只是为了保护内地免受袭扰,且数次远征在重创鞑靼、瓦剌的同时,也使明朝精疲力竭,亦使明朝更加热衷于收敛性国策。而万里长城的修建更是明朝奉行收敛性国策的一个强有力证明。
受收敛性治边思想的影响,明朝设立的正式行政区划只有两京十三省和北部的九边重镇,除此之外明朝在东北和西北等地设立的卫所,如朵颜卫、建州卫、关西七卫等均属羁縻机构。
关西七卫是指明朝在嘉峪关以西设置的七个卫所,它们分别是哈密、赤斤蒙古(今玉门)沙州(今敦煌市)、罕东(今甘肃阿克塞县和青海省交界地带)和柴达木盆地西北部的安定、曲先和阿端。关西七卫属于羁縻性质的机构,明朝对其只采取了任命部族首领,建立朝贡体系等手段进行安抚,而没有在当地驻军和派驻官员实施有效管理。
3.缺乏正确的西域观
对西域的定位直接影响着大明王朝的西域政策。长久以来,整个明朝上下,无论是士绅,还是百姓都缺乏一个正确的西域观,而这种情况的发生与人们对西域的刻板印象有莫大关系。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原膏腴之地的人们对西域的认识长期都停留在“戈壁千里”、“凄凉荒芜”、“民风彪悍”之上,他们片面的认为西域之民都是野蛮、无知和自大之辈,即都是未开化的。而且西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非常不利于居住和耕种。所以西域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彪悍的民风使中原之士认为那种地方是不值得经营,当然也是不值得占有的。
中原和西域之间经济文化的巨大差异也深深影响着明朝官民的西域观。总体来说,中原的经济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首的农耕文化,中间融合了佛道两家,而西域则以游牧文化为主。西域位居东西方交流要冲,是两河流域、印度次大陆、黄河流域等文明的交汇地和传播中介,所以西域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文化,拥有多民族性、多语言性、多宗教性、多融合性的特点。由于中原和西域之间的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信奉儒家思想的明朝官民对西域文化的抵触也是其不愿染指西域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明朝终其一世都未产生过染指西域的想法,明朝统治者大多都践行着太祖“怀之以德,待之以礼”的祖训,受传统地缘思想的影响,他们普遍认为中原王朝西北边界的终点是玉门关、嘉峪关,除此之外的地方都是外藩,而经营西域充其量来说只是为了确保陕西、甘肃的安全而已。所以明朝始终与西域诸国维持着颇为亲密的从属关系,而未将其纳入版图。
历史上因为瘟疫、战争、政治、环境等因素引起的移民现象屡见不鲜。明代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清代的“湖广填四川”移民都堪称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超级大移民。今天,我们就说说600年前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洪洞,即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历史上属于山西第一大县。所谓的洪洞大槐树,就是旧时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城北广济寺左边长着的一颗大槐树。
涉及人口居住发生长期或永久改变的人口移动称为人口迁移。一般人口迁移满足三个条件:居住地改变;跨越行政界线;时间足够长,一年以上。人口迁移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存在,直到现在,并将延续下去。其实质是人类追寻更好的生活。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开始,一直到周朝,我国人口重心一直分布在北方的黄河流域。秦汉时期,北方大规模战乱屡屡发生,使人口多次迁往南方,同时去往内蒙古河套地区垦荒戍边的居民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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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乏有人口大迁徙的事件发生,至于原因,大都是为了躲避战祸,抑或是自然灾害来临,令原本生活的地方失去了继续生存的条件,无奈之下,只好远走他乡讨生活,这类人口大迁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们一种自发主动的行为,我们姑且称之为主动迁徙。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迁徙方式,那就是人们在原来居住的地方生活得好好的,同时也还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充分条件,但统治者为了某些原因,或满足某种需要,而组织一部分人迁徙到原先设想划定好的地方生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易地搬迁,这种迁徙方式可以说是一种被动行为,我们就姑且称之
“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每逢乱世,往往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心狠如曹操,也不由得哀叹道“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根据史料的记载,南宋末年,仅南中国的人口便已经超过了八千万,而经过元末数十年混战,等到朱元璋推翻元朝时,整个中国的人口竟然只剩下了一千六百五十万,仅为南宋的五分之一,朱元璋为了重整山河,在大槐树下发起了一场迁延数十年,影响十八省,涉及1230个姓氏的山西移民浪潮。
发生于明代洪武、永乐年间的大移民,是一个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大事件。如今时空已穿过四五百年,先祖们迁徙的悲壮故事早已远去。然而,在我国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迁徙先祖留下的子孙们,却仍然代代传唱着这难忘的歌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鹤窝。
当我们打开网页,随便一搜“山西洪桐大槐树”,便可以看到很多有关大槐树移民的文章。其中有人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明初大槐树移民的后代。时至今日大槐树移民的后代不断开枝散叶,其人数早已接近了2亿人,而且范围也遍布全国各地,包括宝岛台湾。除此之外,在河南、山东、河北的很多家庭里,都会有一本代代相传的族谱,打开族谱就能发现,这些人大都是洪桐大槐树移民的后代。
在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下,中原地区民不聊生,自然灾害频有发生,加上统治者的高压统治,终于在元末导致红巾军起义,战乱纷争,人口大量减少。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又发生了“靖难之变”战乱四年,又一次造成河北、山东、河南、皖北、淮北等地的荒凉局面。明朝时期,当时将山西境内的许多移民集中到洪洞大槐树这个地方,再分批迁往其他省份。
明朝初年的大移民又称洪武大移民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我们熟悉的瓦屑坝、山西洪洞它们一南一北构成了明朝初年巨大的移民集散地(明初移民图,参考《中国移民史》)(山西洪洞大槐树公园,摄影师@太白雪)安徽地跨南北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交融地从移民来源上看淮河两岸地区
“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每逢乱世,往往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心狠如曹操,也不由得哀叹道“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根据史料的记载,南宋末年,仅南中国的人口便已经超过了八千万,而经过元末数十年混战,等到朱元璋推翻元朝时,整个中国的人口竟然只剩下了一千六百五十万,仅为南宋的五分之一,朱元璋为了重整山河,在大槐树下发起了一场迁延数十年,影响十八省,涉及1230个姓氏的山西移民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