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学就开始对中华文化感兴趣,并中学一毕业就到中国留过学的墨尔本意大利裔第二代clarissa belanti,中文名叫白丽莎六个月前刚刚生下了可爱的混血宝宝。
“孩子的降生让我的父母喜出望外。我妈妈经常来我家帮忙,而且每天都要几次,甚至十几次打视频电话看她的外孙女,”白丽莎说。
这里她说的母亲是她意大利背景的妈妈。白丽莎说意大利与华人有着类似的家庭观念,虽然一般西人父母不会在女儿或儿媳妇生完孩子后会这么地用心照顾、帮忙,但是她意大利背景的妈妈却把这当做一种乐趣,一种祖父母的职责。
白丽莎就是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国与亚洲研究学高级讲师王盼博士新近研究数据中不多见的欧裔女性嫁给华裔男性的例子。

王盼博士说与华裔女性嫁给欧裔男性相比,她的研究显示新移民倾向于选择同种族、同文化的人结婚。

“但是,在澳大利亚中国出生的男性内娶、女性外嫁的比例在不断增加的。这就意味着大陆出生的女性越来越多地和非大陆出生的男性结婚,而男性却正好相反。”
很有意思的是,华人女性嫁不同背景的男士的比例,却远高于华裔男性娶非华裔女性的比例。
王盼博士说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她说中国男性在西方媒体描述中缺少一些男子气概,又没有西方男性的高大、强壮、经济条件好的预设,可能无法驾驭“独立、强势”的西方女性。
但是,近些年来,中国男性娶外国女性的比例也在逐步提高中。
白丽莎非常同意王盼博士的分析。
“我觉得王盼博士说的西方女性比较独立、强势,真是这样。我的老公就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和中国女性相比,我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白丽莎说最初她也不存在非华人不嫁的心态,但是缘分却让她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
“我当时也没想过会和中国人结婚。我也没有特地想找哪一个种族的人作为终身伴侣。那其实就是缘分吧。”
他们两个人一个从美国,一个从澳大利亚到中国,用白丽莎的话说两个起点不同的人,旅途的终点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南京。因为在抵达中国,在机场转机时二人相识了,之后就相恋、相爱上了。
“聊了之后,我们发现彼此有很多相同点。关键是他人高马大,又很帅气。老实说我是对他的外表深深吸引的。”
她说虽然两人都能流利地讲对方的语言,也都有在彼此文化中生活的经历,但是文化差异还是少不了。
白丽莎特别谈到送礼这个习惯。
“我老公每次去见我的父母、朋友都要带着礼物去送给他们。其实人家根本没有这样的期待,反而觉得有点儿奇怪。”
东西方文化对爱的表达也很不一样。
“我的先生就会给我买喜欢吃的东西,不擅长讲出来,做出来。”

对于2013年与同是一代半(即:很小就移民澳大利亚)的印度裔澳大利亚人马晓龙(英文名字shannon martias)喜结良缘的陈丹波来说她起初坠入爱河的是马晓龙这个人,而不是他是否来自非华裔背景。
“刚开始我觉得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们两人除了文化、背景不同之外,还有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但是我们交往一个月之后就觉得自己找到了另一半。”
“这就是缘分吧。不论你是哪里的人,在哪里出生,文化背景和父母是谁,你在哪里读书,其实缘分就是上帝给你的。”
“就是因为爱上了那个人,而不是因为他是印度人,刚好我老公也符合我妈妈对我找对象的要求,他有三个硕士学位。”
王盼博士说缘分其实就是相同婚姻观、爱情观和价值观的完美体现。
“文化差异其实有,但是这是表面的。真正幸福的婚姻我认为是不存在文化差异的。”
目前,已经是三个孩子妈妈的陈丹波因为龙凤双胞胎的降生而搬回父母所居住的墨尔本。疫情之前,她的先生每两周驾车从堪培拉回墨尔本一趟,但是疫情的爆发,马晓龙已经六个多月没亲手抱过自己的孩子了。

“可能现在有了孩子,孩子成为了焦点,彼此的感情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然而,陈丹波说两地分居其实并没有让他们越来越疏远,因为三个孩子是他们关系的纽带。
她说她与丈夫同属于一代半,在澳大利亚成长的经历让他们有共同语言,更容易培养感情,分享生活体验。
“我们的想法都很澳化了。思想、文化都很详尽,而且了解彼此在想些什么。”
正是因为有着相同的经历和类似的文化习俗,她说他们夫妻二人都十分看重双方家人的认可。
“我出生在中国,很小就移民澳大利亚。同时,我又是家里的独女,因此特别希望得到父母对我婚姻的祝福。如果缺少了这一点,感情再好,再恩爱也是不能长久的。”
王盼博士认为华人面孔的人选择跨族裔婚姻与否和他们个人因素,这其中就包括英语能力、年龄、教育水平、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家庭背景和家庭对跨国婚恋的态度(如,父母是否支持)、以及社会环境是有紧密关系的 。
澳大利亚华人跨文化跨族裔通婚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
19世纪淘金潮时期就存在这种现象。
第四代澳大利亚华人王兴乡先生说当时的异族通婚原因很多:

第一,当时华裔女性不多。他说在淘金潮及之后,妇女没有来澳洲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是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他们需要照看他们的家庭。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在1853年,维州当时只有三名华裔妇女,却有着2.5万华裔男性抵达澳洲。
第二,那时,这些华工不是移居澳大利亚。他们只是到这里来打工,并把赚到的钱寄回国,最终选择回国。他们没计划拖家带口定居澳洲。与现在全家一起移民情况迥然不同。
第三,那时华人有着三妻四妾的想法。他们可以在中国有妻子,在澳大利亚也有妻子。他们也许在中国已经有家庭了,他们也想在澳大利亚有家庭。在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中,这是可以接受的。他的曾祖爷爷就曾与非华裔女性有过恋情,但是还是从中国娶了华裔女子来澳大利亚结婚。

他说,之所以华人多与爱尔兰或原住民女子结婚是因为那时,社会阶层的分级,爱尔兰人、原住民和华人同属于低阶层人士。而英国人及其后裔则属于更高的社会阶层。低阶层的人之间有很多共性,在城市中,华人与爱尔兰女性结婚,而在乡村地区,例如西澳或昆士兰,更多的是原住民与华人跨族裔结合。
那时,华人的后裔(包括混血孩子)遭受了和他们祖辈一样的歧视。但是没有更为严重的歧视。那些华裔混血儿如果长相看起来像欧洲人的话,他们则能生活得不错,这种种族歧视一直贯穿了白澳政策时期,以及之前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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