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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山西大移民早已广为人知,但人们并不一定知道,在清初至民初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大约有上百万人口从外地迁入山西。
走西口
有必要提一下,其实在有清一代,山西也有大量人口离开本土,到外地谋生,这就是人们熟知的“走西口”。这一时期到底有多少人走到口外,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人口外迁限制政策,导致入籍户口与实际人口严重不符,因而无从准确统计,但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与此同时,又有大量外地人口涌入山西。
清代前期,来自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等省份的百姓跋山涉水,在位于山西北部和边远山区从事耕种。之所以选择这些地区,主要原因是这里地广人稀、农业生产力严重不足。有资料显示,他们主要集中在隰州(今隰县、蒲县、大宁、永和一带)、吉州(今吉县、乡宁一带)、岢岚、临县、浮山、岳阳(今古县一带)。
而更大规模的外地人口入晋,则是在清光绪初年。
干涸的土地
光绪元年至四年(1875年—1878年),山西南部发生了连续四年的大旱,尤其以平阳府(今临汾市)一带最为严重。史料记载,“吃干泥,拌麦秸,难吃难咽;人吃人,犬吃犬,实实可怜”。整个山西,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大灾和此后的瘟疫中丧生或逃亡。晋中、晋南、晋东南,曾经富庶的土地出现了无人耕种、凋敝荒凉的景象。当地官员为迅速恢复生产,发布了允许外省百姓来晋承种荒地的政策。民国《临汾县志》中称,光绪三年大旱后,当地百姓减少了一半以上。河北、山东的百姓陆续来到这里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占到了全县的十分之三。同为临汾地区的翼城县,在这次大灾中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随后来到这里的外来人口,占到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一。有关资料显示,从清末到民初,长期居留在山西的外省人口应有接近百万之多。
逃荒难民
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山西,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弥补灾后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外,还对山西的织布、养蚕、制造加工业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民国《浮山县志》记载,清初以前,当地妇女用棉花纺织粗布,办法粗笨,技术落后。大灾之后,从河北、山东等地迁徙过来的百姓带来了一种新式的织布机(平机),较当地的旧式机事半功倍,当地妇女逐渐效仿使用。在陵川县的县志上也有同样的记载。民国时期的新绛县当地人养蚕技术不得法,是从山东来的百姓带来了精湛的养蚕技术。此外,落户闻喜县的河南人为当地带去了更先进的冶炼、木工手艺,落户芮城县的外乡人为当地带去了更精湛的陶器烧制和铁器锻造技术。
逃荒的难民
当然,大量的外来人口也给当地的社会秩序带来了不稳定因素。比如偷种偷食鸦片、劫案时有出现等等。安泽县的相关史料上记载,清光绪三年前,无所谓“抢劫者”,有之,自大?(不祥之气,指灾难)后始。直隶、山东客民日多,良莠不齐,遂出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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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山西文明史》等)
明代山西大移民,数十万人迁移到甘肃,看看有你们家族吗?“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这是一首流传在西北各地的民谣。它的背后就是被人们经常提起的明代山西大移民。数十万人迁移到甘肃,给甘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也奠定了今日甘肃的文化基调。 甘肃的很多家族,追根溯源,或来自山西,或来自江淮,不少人家的族谱上,很明确地记载了当年艰难迁移开拓之路。
元朝末年, 统治阶级蒙古人腐败猖獗,民不聊生。发生了很多土地兼并的现象,对于 广大农民来说,土地就是生存之本。而由于土地财富占有的严重不均,大量的农民沦为丧失土地的流民, 随着流民人数的增加, 导致了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 社会极度混乱。 据统计,在元代后期, 流民人数高达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关内向东北移民的历史,称得上“源远流长”。不过,移民浪潮具体究竟始于何时,“在有清以前,无籍可考”。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汉族成为东北地区的多数民族,“是发生于清朝晚期的事情”。需要指出的是,东北汉族人口显著增加的具体原因,并非是当地汉族人口的生息繁衍,而是源自以华北地区为首的内地人众的不断迁徙——这便是广为人知的所谓“闯关东”。
在阅读此文前,麻烦您移民哥”,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前言东北苦地方,特别穷!这句话就是网络上对东北经济的标榜词,而对于东北小伙,则选择以头顶锅盖儿头,身穿旺旺紧身衣,脚踩豆豆鞋等标志性打扮来区分东北小伙。这不禁就让人觉得不带点贬义词,就不能评价东北了,笔者对这个现象真的是想说:
在今天的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大部、山东省西部和西南部,广为流传着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歌谣。并且在大家的认知里,明朝的大移民,都是从洪洞县大槐树开始的,那么这个说法正确吗?清朝的洪洞且c清朝洪洞县城图其实任何新兴的事务都有一个探索、总结经验、扩大的过程。
你能想象吗?现代甘肃人的祖先大多都是来自省外的移民,特别是在明朝中期整个山西数十万人的大移民,才让这片原本在战火中荒芜的土地逐渐有了生机。甘肃地处偏远,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统治势力的边缘,自古以来便被中原王朝作为苦寒的流放之地,如果向上追根溯源就会发现,本地的甘肃人基本上都是明朝大迁徙的后代。在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中没有被毁于战火,侥幸留存于世的族谱上面大多都记载着令人唏嘘心酸的漫漫迁徙路。
在今天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部、河南省北部一带的村庄,关于村民的来源,“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几乎成为共识,就是在明初的大移民中,均来自于山西省洪洞县一带。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卫星图但是在河北省东南部,与山东省仅一河之隔的馆陶县志书记载中,虽然绝大部分村庄来历的记载均为“明永乐二年,奉诏从山西省洪洞县迁民来此定居”,但是仍有3个村庄的来历却并非是山西省,据1999版《馆陶县志》:
它不是历史,是一个传说;它不是骗局,是一个故事;山西人、洪洞人从来没有骗过谁。故事往往是人造的。我们都知道“故事”二字的含义,但其字面意思是:过去的往事。六百年前的往事,轰轰烈烈地集体出现在一二百年前的家谱中,被写到了纸上,而以前却没有书面记载,无疑它只能是个传说或故事。不仅仅是正史没有记载这一事件,就连移民的发生地洪洞,在从明至清所修的六个版本的县志中,也都对大槐树只字未提。
在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下,中原地区民不聊生,自然灾害频有发生,加上统治者的高压统治,终于在元末导致红巾军起义,战乱纷争,人口大量减少。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又发生了“靖难之变”战乱四年,又一次造成河北、山东、河南、皖北、淮北等地的荒凉局面。明朝时期,当时将山西境内的许多移民集中到洪洞大槐树这个地方,再分批迁往其他省份。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四年,三省一市围绕“一体化”和“高质量”跨域协同提速。数据显示,2021年长三角地区gdp在全国占比达到24.1%,研发经费投入在全国占比达到29.8%,进出口总额达到14.1万亿元,占到全国的36.1%,同比2018年增长了27.7%。长三角全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达到8.1%,高于全国增速3.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