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从点滴做起。
四川人老曾,爱好方言文化的一名70后,为大家收集整理一些历史文化资料。头条号、百家号、知乎号:四川人老曾。
远古的旧石器时代,现今的江西境内即有人类生息。经过漫长历史年代的 繁衍,随着社会的发展,到西汉时期江西境内始置较为完整的行政区划,有了正式的户口统计。
西汉元始二年(2年)第一次统计,有6万余户,35万余口。
第一次人口高峰出现在东汉永和五年(140年),达166万余人,140年左右的时间,竟增长了 3.74倍;接着是三国时期的人口急剧减少。
北宋崇宁(1102年起)之际开始进入 第二次人口高涨期,这次高涨持续的时间长达190年,到元代忽必烈统治的至元 二十七年(1290年) ,达1452万余人的高峰。
宋时期社会稳定,生产发展,江西户口数量上升很快。南宋时期江西未遭 严重战乱,又有中原难民的大量迁入,户口继续增加。元初,江西部分地区因战事影响,户口有所减损,但由于赣东北地区经济繁荣和北方人口的南迁,元代江西人口仍有较大幅度上升。
宋元时期,江西一度成为全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人口数量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达14524978口,占全国总人数的 24.6%,居现今区划全国各省区之首。
之后又连续下降,由明及清,到乾隆年间才重新回升,急剧膨胀,进入第三次人口高涨期,延续至道光二十年(1840 年),江西人口约达2450万人,是为古代江西人口的最高峰。
元末明初,湖广一带是元朝军队与红巾军、朱元璋厮杀拉锯的主战场之一,战乱使得当地人口急剧减少。同期,明玉珍率领十几万大军入川,在重庆称陇蜀王。这支大军大多也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本人就是湖北的随州人,同去的还有大量躲避战乱而到巴蜀垦荒的农民。湖广地区人口愈发稀少。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各地的生产,于是出现了“江西填湖广”和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
第一次“湖广填四川”多为军队入蜀。如朱元璋派兵来四川攻打明玉珍之子明异,也使得大批外地军人入蜀,他们大都留居四川。“洪武中,平明玉珍,以楚入川,故蜀人多麻城籍。”实际麻城主要是中转地,朱元璋军队多为江淮籍。而明玉珍的队伍多为湖北籍,奠定了如今四川话的基础。本小节非重点篇幅,简单略过。
下面重点介绍“江西填湖广”。
前面谈到,元末明初的战争,当时湖广地区(大致为今湖北、湖南)人口急剧减少。
我们先来看看明朝时江西的人口:
明洪武26年(1393年)江西人口仍然超过900万,而元初(1290年)为1452万,相比较而言江西因为战争损失的人口并不算多。作为邻省,江西成了湖广地区的移民重要来源地。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
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
“居楚之家,多豫章籍”。所以,民间以“江西填湖广”来代称此次移民大潮,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动形象。 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
进入湖南以陆路为主。湘东与赣西之间的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山脉,呈北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这些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斜谷地就构成了江西以及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移民进入湖南的天然交通孔道。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进入湖北以水路为主,移民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交通动脉。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堤乘船溯江而上,先选择鄂东定居,故东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后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一路继续沿江西进,一路进入汉水逆流而上,另一路则走随枣走廊的陆路通道。
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这些都是由移民线路决定了的。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明时期》第148面总结:在洪武年间(早期)湖北地区的174万总人口(不包括施州地区的少数民数人口)中,土著人口占43%,移民人口占57%。根据各府的移民原籍作一统计,在湖北的98万移民人口中, 江西籍移民约为69万,占总人口的70%。
曹树基《简明中国移民史》第364面:1947年湖南人口中,35%左右是元末明初移民的后裔(明初移民后商占24%左右),大多从江西迁人。由此推断: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湖南人口约为250 万,加上13卫2所的7.5万军人及15万家属,共约273万。元末明初移民占总人口的39%左右,即有105万,其中江西移民占 74%左右,则有人口 78万。
后来,社会稳定后,这些居住在湖广的江西人及子孙后代,就要回乡祭祖先。他们回乡后,江西当地人不知如何称他们。想了想,就把他们看作是娘家亲戚回来了,大家就调侃起来,以“老表”互称。“老表”称谓,在湖南人与江西人之间尤甚。
(参考文献:百度百科-江西填湖广词条)
说起“走西口”,可能大家这些年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会认为这是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而“走西口”的当事人仅为山西人。事实上,这种说法很不科学,“走西口”对后来的影响十分深远,并不能当作单独的历史事件研究,而当时参与“走西口”的人群并不仅为山西人,今天我就与大家聊聊“走西口”。西口,狭义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即晋北人、陕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汇点。
公元1644年,伴随着明将吴三桂洞开山海关的大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关于清朝的这二百多年历史,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不少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单单从统治的稳定性来说,清朝一定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朝代,以至于有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外部的一些压力,或许清朝远不止两百多年寿命。
十八世纪,山东的人口暴增超过了土地的承载力,导致人多、地少、粮少、物价上涨,再加上山东地区频发的灾荒,也刺激了山东人民四处流离。诚然,山东移民潮促进东北、山东两地区社会和经济的传播、交流、融合和互补,有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东北与关内社会经济和文化更加协调、统一等。关于山东移民对东北地区的影响,学者多有论及,
在传奇好望角航线边的彩虹之国南非,与中国远隔12933公里,尽管距离遥远,却与我们国家颇多联系。继南非的经济中心约翰内斯堡之行后,我们来到了南非的三大首都之一,也是南非的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比勒陀利亚的新唐人街,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看似时间很长,但之所以说它是新唐人街,是因为在约翰内斯堡的老唐人街从清朝就已经存在,至今已有百年,衬得这条唐人街就显得年轻许多。
长期以后,我国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农业收成的好坏与大自然有着紧密联系,像自然灾害这样剧烈的自然活动会直接造成农产品的绝收,严重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给人们带来无尽灾难,明季吴甡巡抚山西,他指出:“晋民有三苦。一苦凶荒,无计糊口。一苦追呼,无力输租。一苦杀掠,无策保全。”可见灾荒对晋民造成的苦难是非常严重的。
上一期我们讲了以山东人民为主的闯关东,这一期我们接着来讲以陕西人民为主的走西口。如果说闯关东是因为战争、灾害、以及政策上的原因产生。那么走西口就是因为生存(灾害)、经济发展而促成。走西口也是我们人口迁移历史上时间持续最长的一次,大致从明朝中期开始,至民国初年结束,共计大约400年。西口,指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杀虎口(最开始叫杀胡口),也是明长城上最有名、位置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关口。
资料整理:天下达观瓦屑坝位于江西省鄱阳县莲湖乡,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渡口,古陶遗址,湖边今存有大量的瓦屑,瓦屑坝就此得名。瓦屑坝是明初江右民系移民皖鄂两省的集散中心,政府官兵将被安排移民的对象聚集到瓦屑坝,然后上船遣送到安庆府等目的地。移民后代随着传说的递减,逐渐淡忘了具体祖居地,将记忆的思路定格于“瓦屑坝”,似乎“瓦屑坝”成了原居地,这是一种思乡情结的归宿。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人口迁移的原因和方式与现代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以初探明清时期人口迁移情况为主题,从人口迁移的原因、方式和影响三个方面来探讨明清时期人口迁移的特点。一、人口迁移的原因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人口迁移主要是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所引起的。
引言:公元1912年,大清朝最后一任帝王溥仪宣布退位,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成了过往,时代来到了民国。一个在东北起家的政权,最后消解与繁华的北京城,用最后的荒诞和闹剧,让一个时代落下了帷幕。这荒诞和闹剧中,有无数的垂死挣扎,还有那根植于血脉中的丑陋!那么问题来了!元朝有北元,明朝有南明,晋朝有东晋,但凡有退路,皇族就不会自甘灭亡。
文化传承,从点滴做起。四川人老曾,爱好方言文化的一名70后,为大家收集整理一些历史文化资料。头条号、百家号、知乎号:四川人老曾。江西人口变迁史远古的旧石器时代,现今的江西境内即有人类生息。经过漫长历史年代的 繁衍,随着社会的发展,到西汉时期江西境内始置较为完整的行政区划,有了正式的户口统计。西汉元始二年(2年)第一次统计,有6万余户,35万余口。